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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演员,怎么一到上海就成功了?

时间:2021-10-15 22:23:13       来源:钛媒体

文 | 首席人物观,作者 | 克瑞斯、卢卡,编辑 | 克瑞斯 江岳

01 产业

2015年,程璐和思文举办婚礼,他俩受到贾斯汀比伯参演《喜剧中心吐槽大会》的启发,和同行好友们拉了一个微信群,叫“婚礼吐槽大会”,程璐立了群规:不准翻脸。之后,这个群被搬到了上海的线下剧场。程璐和思文是主咖,来参加大会的演员朋友对他俩展开吐槽,他俩同时也“互喷”,现场效果出奇之好,甚至有观众自愿赞助啤酒。

程璐和思文供职的公司笑果文化看到了“吐槽大会”这种节目形式的市场价值,他们先是在线下做了几场表演试水,发现被吐槽的对象并没真正感觉受到冒犯,反而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令他们关系更近了。

笑果文化决定做一档节目。

筹备一年多后,《吐槽大会》被搬上了荧幕,于2017年1月,在腾讯视频平台播出。截至节目收官,总播放量达到14.5亿。同年年底,笑果文化的《脱口秀大会》也上线播出。

这两档节目每年各自播出一季,截至目前,《吐槽大会》上线了5季,《脱口秀大会》刚播完4季,已成为笑果文化的核心业务,同时,因为节目的传播和出圈,产生了虹吸效应,吸引来了资本,吸引来了演员,还吸引来了剧场。

目前,笑果文化已成为中国脱口秀领域,从内容创作到演员挖掘和孵化,从线下开放麦剧场演出到线上综艺,实现内容和营销闭环的唯一一家公司。其CEO贺晓曦不断强调:“我们是一个行业公司,我们肯定不止做节目制作公司,一定要做产业。”

能成为产业,前提是要有产业链,有产业运营,有行业标准。

以及,有钱。

在刚刚结束的《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决赛,庞博在他的段子里回忆参加节目的经历:

有一次上台前,剧场工作人员告诉他,王思聪来看演出了,那天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胡思乱想,‘如果我今天演得特别好,他会不会收购这家公司,如果我演得特别好,他会不会把我从这家公司买出去是吧,如果我演得特别特别好,他会不会把我从这家公司买走,然后收购这家公司,然后把这家公司送给我。’

表演结束之后,他回看自己的表演录像,发现平时都是对着正前方演的自己,那天稍微向王思聪所在的方向偏了一点点。当时李诞也在剧场,便亲自下场表演,那是庞博第一次看到李诞火力全开展现自己的搞笑天赋,之前都快忘了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了。

庞博讲的是真实故事。在当时,不仅是他,整个公司都需要钱。资本对于内容行业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016年,笑果文化把《吐槽大会》做好样片,本想请王思聪做嘉宾,但并未得到回应,后来公司四处找人看样片,王思聪来了,结果就是不上节目,直接投资。

王思聪也向很多平台推荐了这档节目,最终,节目在腾讯视频落地。

那时候,脱口秀这种艺术形式已在中国生根发芽六七年了,黄西在美国的成功,鼓舞了很多年轻人。但直到《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的出现,脱口秀才真正走向公众视野。

那一年,笑果文化完成了近2亿元融资,正式走向生意场。产业链的布局主要有三环:线上综艺节目、线下剧场演出、艺人孵化。

综艺节目是笑果文化的支柱业务,也是公司产业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节目带来的影响力,支撑起后端的生意链条:脱口秀训练营、面向企业和艺人的培训等。笑果也培养起自己的编剧、演员,实现了从创作到演出宣发的完整链条。

今年《脱口秀大会》开场,李诞便说:“人才济济”。节目举办到第四季,来参加比赛的新人越来越多,有交警,有家庭主妇,有英语老师,开场进行 1v1 PK 的选手多达56组——第一季时,算上李诞和池子,总共只有20位演员。

“人才济济”的节目,让笑果工厂的线下演出一票难求。

这是笑果文化开在上海徐家汇的线下剧场,很多出现在《脱口秀大会》的段子,都已经在笑果工厂反复接受过观众考验。

笑果文化还有个2015年就成立的线下脱口秀品牌,噗哧脱口秀俱乐部。它除了做脱口秀表演,举办噗哧学院,也在全国多地举办城市开放麦等活动,来挖掘有兴趣、有潜力的新人。

人,是笑果文化最重要的商业资源。在《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中,李诞频频向同为领笑员的徐峥推荐,比如请徐导在贺岁档电影中安排两个角色给“喜剧门神”何广智和徐志胜,邀请演员们到其剧院做演出等等。

时至今日,脱口秀的产业或许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繁荣期,但笑果文化已经吃到了红利。据传,笑果文化的新估值达到了30亿元。

李诞在今年《脱口秀大会》开场中也说道:“脱口秀行业发展的还是挺好的,你们在上海应该有这种感觉,买不到票。脱口秀的演出门票已经是硬通货了。过去一年,这些脱口秀演员都在上海横着走。跟谁喝多了都说,以后买不到票给兄弟说。兄弟找你买车是不是也会打折?就是那种只会出现在有头有脸的社会大哥的脸上的那种表情,频频出现在王勉、何广智、杨笠的脸上。”

而获得本季亚军的庞博,在节目中提到了新人在比赛中的红利:“新人很直接,很现实,只要淘汰掉两个我这样的老选手,下半年就能接到广告。”

02 名利

脱口秀头部艺人们,已经过上了好日子。

自称“脱口秀女王”的杨笠,从去年的第三季《脱口秀大会》走红后,已经接到超过20个商业广告,包括汽车、美妆、3c等品类,且多是行业头部品牌,比如益达、长城汽车、英特尔、海澜之家、伊利、宝洁、多芬、资生堂、潘婷、珀莱雅、完美日记等。

她还参加了5档综艺节目,包括《仅一日可恋》 《她有情绪又怎样》 《新知懂事会》 《同一屋檐下》《让生活好看》等。“过去这一年我都没怎么做脱口秀,都在录节目,常和张柏芝、吴宣仪、沈梦辰、黄龄等明星一起录。”

好的脱口秀段子,大多来自对生活的观察。过去一年的生活,让杨笠在第四季《脱口秀大会》里,只能反复调侃“成功”“女明星”。

“本来我以为自己已经见过很多大世面了,没想到来录节目还是会紧张。我最近一年的生活没法写,还没来得及消化,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录制现场,有4个工作人员要带我上厕所。朋友我堕落了,救救我吧,我现在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

她最近搬家了,从和杨蒙恩合租的出租屋里搬出来了,“因为赚到钱了。”

杨笠是从北京南下到上海的演员。大学毕业后她换过很多份工作,闲暇时看了第一季《吐槽大会》,接着又去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看了一场线下演出,感觉好像没那么难,“我也能干。” 她最开始签约了北京单立人喜剧,那时候,收入并不多,一次演出200元,一个月最多十几场演出,“日常开销还得依靠以前的积蓄和家人赞助。”

另一位频频在比赛中提到“赚钱”的脱口秀演员,是何广智。他去年加入笑果,在第三季《脱口秀大会》展露头脚,今年因为与徐志胜的互动,人气更高。

“生活上我可能就是挣到钱了,没有之前那么穷了,生活的烦恼少了一点。”“我确实变有钱了,现在租了一个离公司五站地铁的老小区,也基本不坐地铁了,打车多一点。”“同事都说变得特别有星范儿。”

他调侃自己贫穷的过去,称以前在老家工作,工资多发500元,他去找女财务搭话,“这是我在讲脱口秀之前第一次说话这么值钱。”

收入之外,头部脱口秀演员们也进入到更快速的发展通道之中。

庞博在第一季《脱口秀大会》获得冠军后,就接到了豪车企业的邀请,出席2018年名车志十佳车型颁奖礼,并为玛莎拉蒂新车型LevanteTrofeo特别版颁发十佳车型奖。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曾经是外企程序员。脱口秀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周奇墨,原本是北京单立人喜剧最早的演员,也是杨笠的前领导,在《脱口秀大会》中,一直被李诞尊称为“周老板”。拿下本季冠军后,他在获奖感言中反复感谢了笑果文化。

这并非走过场的客套话。今年上半年,笑果文化为周奇墨举办了《不理解万岁》个人专场演出,全国巡演22场,场地多是诸如上汽·上海文化广场、长沙梅溪湖大剧院、苏州保利大剧院这样的大型剧场,票价从280-880元不等,已非常接近演唱会的价位。

03 虹吸

周奇墨从事脱口秀行业6.5年了,他曾经说,自己是行业里唯一算得上能通过演出赚到钱的人。何广智也在段子里提到,脱口秀行业里,很多人月入1500。

北京活跃着很多这样的脱口秀演员。

北京脱口秀俱乐部和单立人俱乐部,是很多脱口秀演员最初登台之地。但公众语境里,在北京说脱口秀,基本相当于为爱发电。单场几十块钱的门票,支撑不起脱口秀演员的财务自由。

当然,这也是故事开始前的蛰伏。

2012年,上海东方卫视开始播出国内首档脱口秀节目《今晚80后脱口秀》,编剧团队包括李诞、王建国、程璐、梁海源、张博洋等人,在这里,他们赚到了第一笔7000元稿费,此后过上了一条被采纳的段子800元起步,月薪过万的编剧生涯。

在程璐的印象中,李诞极具天赋,“他想段子也太快了!一会就说出一个来,他可以一直说,说着说着稿子就成了,效率极高。”后来,李诞走向台前,开始自己讲脱口秀,成名后, 他过去的表演常被网友扒出来找回忆。

程璐、梁海源刚开始混迹于深圳“外卖”脱口秀俱乐部。后来,程璐在上海看了一场震撼的剧院脱口秀演出,这才意识到,原来脱口秀还能在剧院表演。来上海的愿望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

后来,这批“老人”在上海相聚。2014年笑果文化公司刚成立时,他们的主要工作仍然是给《今晚80后脱口秀》供稿——如今看来,这档曾经在深夜播出的节目,为脱口秀的上海故事,培育了种子演员和用户。

后来,笑果文化成为了脱口秀行业的大本营,上海,也就成了很多脱口秀演员改变境遇的希望之城。

越来越多的脱口秀演员涌向了上海。笑果文化最早的演员池子曾调侃:“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为啥要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呢?”“我以为逃离北上广是个顺序。”

如今已经很少有演员发出这样的疑问了。这季《脱口秀大会》中提到的“有钱”故事,发生的背景全部在上海。北京,只是他们曾经奋斗的城市,提供着关于穷酸和梦想的共鸣素材。

互联网也加速了上海和笑果文化的虹吸效应。

为业界输送了大量人才的单立人俱乐部,被称为脱口秀界的“黄埔军校”。但它不如笑果文化出圈,因为它遵从的是从开放麦、商演到个人专场的进阶演出体系,主要在线下的酒馆、小酒吧演出。

从传播速度和范围来说,线下剧场的力量是微弱的,它只能吸引对脱口秀忠诚度更高的那批观众。而互联网如同一把扩音器,可以把笑声传播得更远。2017年,《脱口秀大会》第一季获得了6.4亿的网络播放量,它的孪生姐妹节目《吐槽大会》播放量15.9亿。这个数据是线下剧场望尘莫及的。

周奇墨是单立人喜剧的联合创始人,他擅长观察式表演和逻辑推演,风格温和且稳健,在圈内早就小有名气。做歌手的父亲曾经告诉他:“表演者必须去线上露脸,才有成名和破圈的机会,才有名利双收的未来。”

他实现了父亲的心愿,也成为脱口秀演员南下故事的最佳范本。

在脱口秀这个拼“人”的行业里,笑果文化需要找到更多的周奇墨。目前,笑果的人员主要分为三类:

以李诞王建国程璐思文为代表的“老人”,主要因《今晚80后脱口秀》结缘,他们主要构成了笑果文化公司的股东以及公司领导;以王勉何广智为代表的自有演员,他们由笑果文化培训而出;以周奇墨杨蒙恩徐志胜为代表的“南下”演员,多出自北京单立人喜剧,和笑果文化签订演出分约,通过节目比赛打出知名度,开启线下专场巡演,最后与笑果分成。

光从《脱口秀大会》来看,新人依然是笑果文化的薄弱之项。这档节目里,去年最火的是李雪琴,今年夺冠的是周奇墨,他们都不是笑果人。新人何广智倒是挤进了今年的前三甲,但他也没有贡献太多出圈的金句,被讨论更多的,还是他与徐志胜的CP。

而徐志胜,属于北京的单立人喜剧。

04 土壤

单立人喜剧联合创始人宫宇鹏曾经评价,北京有最专业最厉害的观众。

“北京脱口秀的观众应该是这个城市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了互联网从业者、金融行业从业者、教育培训人士、高校学生。他们的品味我觉得是真的很高的。从口味上,北京的观众更偏爱那种叙事完整结构,然后最好再有深度一些的。”

周奇墨擅长这种风格,但他最后夺冠的那场演出,是模仿了杨波、王建国和张博洋,用笑果的方式打败了笑果的选手们。这种直接粗暴的打法,不够高级,但能引爆笑点,也更适合互联网传播。

作为舶来品,脱口秀在国内的成长,是需要土壤的。

在被互联网滋养之前,它在上海的落地更早。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实现了出圈,演出场所从最初的200个座位的戏剧沙龙,到后来600个座的兰心大剧院,一直到最后1300个座的美琪大剧院——这是上海的地标,已有80年的历史。他的演出票不团购,不打折,黄牛党在剧院门口苦守,也鲜有人退票。

他习惯用一个提示夹和一杯白水,凭借即兴反应表演脱口秀。因为把德云社和海派清口比作“咖啡和大蒜”,他一度引发了北京和上海两地粉丝的“战争”。

当周立波式微,李诞崛起。而新生代更厉害之处在于,他们不再依附于个人影响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是以现代化的公司运作,把更大的野心落在了“产业”之上。

产业的核心无非就是几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型、聚拢更多优秀人才、吸引资本。

上海具备了产业落地的土壤。笑果文化副总裁刘丽娟曾经提到,上海这座城市是笑果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脱口秀之前给人“边缘”的感觉,但当他们决定启动线下业务,去跟上海相关的监管、宣传部门对接时,发现“他们愿意鼓励创新的业态和文化,他们会告诉你我的意见是什么,而不是一刀切地告诉你不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到的支持是大于阻力的”。

程璐也谈论过上海观众与外地观众的差异。他说,有同行在外地讲地域笑话,台下就有观众站起来拍桌子,大喊你瞎说。“这种事情你很难想象会在上海发生,上海观众是很能够get到脱口秀演员的点的。”

脱口秀是一门冒犯的艺术,它需要人与人的互动。即使它如今经由互联网传播完成了破圈,但没有哪位成功的脱口秀演员,能脱离开线下表演的锤炼。

在上海演出时,演员们常常拿上海的城市、市民等开涮,对于上海受众来说,这样的“假装冒犯”,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自嘲和接受被嘲的能力,是需要培育的。上海早在民国时期就有滑稽剧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编剧喻荣军也曾经表示:“喜剧是上海舞台上从不缺少的演出形式,相比较其他城市来说,可能上海在这方面更有特色。”

周奇墨一度为自己在上海没有知名度而烦恼。

有一天,他去笑果旗下的山羊俱乐部演出,主持人介绍,“下一个演员从北京来了,我们掌声欢迎周奇墨”,他上场,但明显感觉到自己征服观众很慢。而笑果老人海源一上场,不用自我介绍,场子已经热起来了。

“哎呀,有点难啊,我这么演有点难。”

水土不服,直到他参加《脱口秀大会》时还在困扰着他。去年的第三季,他反复被淘汰和复活,今年又是如此,一路踉跄才走进总决赛,最终凭借一场完全不像他风格的表演,征服全场。

他完成了适应,以改变自己为代价。这是脱口秀演员们在上海需要学会的第一课。

多年前,一段黄西在美国白宫的脱口秀演出在互联网流传,中国年轻人为之震惊,纷纷写信邀请他回国演出。

2013年,黄西回到北京,飞机一落地,他便冲向了北京脱口秀俱乐部。有一次演出结束,在方家胡同一个垃圾桶旁边,几位国内的脱口秀演员拉着他一直问:“在美国,脱口秀演出是怎么办的?”“开放麦大概的形式是什么?”“主持怎么弄?”这些,都是入门级话题。

他还参加过一场在四合院里举办的小型演出,讲了一会儿,突然有一位奶奶举手提问,黄西本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结果她问:“我孙子该不该出国?”

这些场景,如今大概率不会再重现了。

第四季《脱口秀大会》,黄西也参加了。不过,贡献了一场没有太多金句的演出后,他就宣布了退赛,把舞台留给本土年轻人们。在赛前采访中,有选手表达对黄西的尊重和敬畏,也有人很轻松:他不一定适应国内和当下。

身处互联网带来的脱口秀春天,他们没有理由不自信。

即使被淘汰,他们也很少表现出难过。以第五名成绩离开《脱口秀大会》第四季舞台时,呼兰感慨,“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赚了些钱。”他说,有一次和王建国喝酒,王建国鼓励他:“要好好活着,赚的钱还没花呢。”

比赛输赢不再重要,只要有了名气和流量,镀着金边的新生活已经在向他们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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