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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财经故事荟，作者丨何人斯，编辑丨一然 陈纪英
还记得郑州那场暴雨吗？
两位郑州某银行实习生冲进暴雨急流，救了五个人。
刚在银行实习10天的他们，被银行破格录取为正式员工。
在一众叫好声外，也有不少质疑，“在银行工作，这算是报恩吗？”，“银行可不同以往了，转正了也没啥可庆祝的。”
“质疑的都是懂行的业内人士”，去年离职的前银行人尹华笑得意味深长，“从城商行、到股份行，到国有大行，一水儿的卷”。
今年上半年，四大国有银行从业人数减少了22355人（不包括劳务派遣）。其中，宇宙行工行人数从去年年底的44万减少到43万，中国农业银行从45.9万减少到45.4万，中国银行从30.9万减少到30.5万人，中国建设银行员工从34.96万减少到34.55万人；其他银行亦不例外。
员工缩水，既有银行的主动优化瘦身，也有银行人的主动逃离。
“金饭碗已经没有含金量了”，心生去意的不止尹华，接受《财经故事荟》采访的几位前任、现任银行从业人员，曾享受了银行业大爆发的红利，也亲历了红利不再的失落。
某地方商业银行支行副行长，在工作高压中陷入抑郁，裸辞创业亏损几十万，至今不后悔离开；工作了11年的前银行分行高管，第四次跳槽，年薪从60万降到20万，没了成就感，也不敢躺平，如今去留两难；95后国有银行运营经理骑驴找马，各种考证，为离职做准备；出身银行世家的银行二代，头也不回离开了银行，“觉得当初辞职辞晚了”。
十年薪水未涨，被迫扫街发传单，裸辞创业亏掉几十万不后悔
尹华，女，85后，某地方性商业银行前支行副行长
尹华辞职那天，恰好赶上支行十周年行庆。
接过辞职信的支行行长并没有太惊讶，毕竟开业时的老员工都已陆续离职，尹华是第23个，也是最后一个。
场面上的挽留客套又敷衍，仅仅持续了几十秒，就匆匆告结，“现在银行不好进，你要认真考虑下”。
要不要离职，其实尹华已经考虑了好久。
“银行行长、金融精英”，这些职业标签，曾是她带给父母的荣耀, 也曾给了她优渥的生活。如今，30多岁要换个赛道从零开始，人生之艰，可想而知。
然而，递交辞职信那一刻，尹华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却远大于对未来的忐忑。
2011年，尹华在两千多人的竞聘大军中拔得头筹，顺利进入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在新成立的一级支行担任客户经理。
通过半年的考核，尹华成为正式员工。此时，她的月薪已过万，当时所在城市的商品房，均价也就5000元/平方米，当地普通白领的月薪，也就四五千左右，尹华感觉未来一片光明。
那也是银行工作最为吃香的时候，与尹华同期入职的同事兼闺蜜于琳，后来私下透露，艺术专业的她，并不符合银行的招聘要求，是做生意的父亲，通过银行领导暗箱操作，花费20W打点后，以“资源型客户经理”的定位，成功端上了银行的“金饭碗”。
银行内部，一般都把直系亲属中有银行从业者的（拥有一定的客户量）、亲属中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最好分管财务工作）、亲属中有在银行所在辖区政府任职高官的这三类员工，默认为“资源型”员工。
听闻于琳的秘密，一方面，让尹华体会到了自己工作的含金量，另一方面，不平感也陡然而生。
尹华同事中，还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家里和当地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关系很铁。
通过她的关系，这家上市公司在银行开设对公账户，常年趴着上亿元存款，大姐享受了不用上班的特殊待遇，收入、福利与其他客户经理不相上下。
这让信奉个人奋斗的尹华，多少有些不满。
管理文化的不认同，一度被升职给掩盖了，但是，当行业增长放缓甚至停滞，当升职和加薪都已无望，不满和失望就会彻底暴露。
2015年除夕前一天，行长把员工陆续叫到办公室分发年终奖金，等待尹华的却是当头一棒。
“XXX公司的500万元不良贷款，按照总行的罚款明细，要从经办人的年终奖金里面扣，你的奖金罚没了。”行长的语气没有一丝温度。
忙碌一整年，却因第一笔不良贷款颗粒无收，尹华沮丧万分。
但那时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职场真正的滑铁卢即将来临。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互联网金融凶猛入侵，银行业受到冲击，贷款业务开展得举步维艰，曾经客户络绎不绝，后来变得门可罗雀。
尹华无可奈何，“柜台高峰期每天叫号高达200号，后来每天最多只有60号”。
不良率高企的问题也开始暴露，“2015年我们支行报表上的不良率高达25%以上，但我心里知道，真实的不良率更加触目惊心，为了不影响整体考核，行里选择了暂不上报”。
不良贷款对银行利润影响很大，尹华所在的银行被迫调整了业务结构，开始以存款业务为主，同时向零售业务转型。
在那之后，尹华每天早上7点到11点，都要去菜市场发小传单揽储，每次都会遇到其他银行的员工。
一次发小传单时，被妈妈的闺蜜看见了。隔天，小区的三姑六婆就在议论，谁谁家女儿在菜场当推销员，银行落魄了。
酒桌上拉客户，也成了必备技能。
有一次，行里宴请区里掌握拆迁款的领导。
这位领导好酒，对于尹华等人的推脱很是不满，“你这个行长怎么当的，下面的员工个个喝酒畏畏缩缩，好好跟XX银行学学”。
被数落的行长立刻要求尹华和同事，将三两装的白酒一口干掉。
“当晚同事们都喝醉了，我还到医院打了点滴”。而一位女同事因拒绝陪酒，隔天在行里的大会上被批评缺乏大局观。
高压工作下，越来越多的同期员工陆续离职。
还在坚持的尹华，2017年被提拔为副行长，负责网点迁址工作。在超高压状态下，刚怀孕的尹华出现了流产先兆。住院保胎第三天，领导便打电话催促返岗，最终导致了胎儿停育，这让尹华和老公伤心不已。
让尹华更为寒心的是，备孕期间，领导就开始培养可以取代她的后备人员，“因为业务难做了，所以每个人的KPI考核都是高压状况，行里觉得我备孕会耽误工作，所以就想换了我”。
不再增长的薪水，难以上升的职务，随时被替代的不安，从“甲方”到“乙方”的落差，都让尹华陷入抑郁状态，常常在半夜三四点惊醒后，就再也无法入睡，
2020年初，尹华选择了裸辞。离职时，她的月薪只有1.5W，和2012年正式入职的月薪不相上下，此时，当地房价已经升至20000元/平方米。
离职后，尹华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虽受疫情影响，两年亏损了几十万，但她从没后悔过离职决定。
今年，闲下来的尹华，打算和老公要一个宝宝。
工作11年，年薪从60万降到20万，如今去留两为难
高杰，男，36岁 某地方性商业银行支行行长
从业11年，高杰总共跳槽四次。前三次一路涨薪，而第四次跳槽，年薪从60万直降到20万，但这是他的主动选择，“干不动了，保命要紧，之前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高杰的上一个东家是某上市股份制银行，他担任分行营销部总经理一职，离职前年薪达到60W+。令人羡慕的收入背后，是常人无法承受的KPI。
连续三年，他几乎都是每晚11点之后回家。妻子也是银行人，高杰收入可观，就说服她从银行辞职，做了全职太太。
最初，高杰的繁忙换来了升职和加薪。但最近两年，忙碌没减少，加薪却无望，被迫“丧偶式育儿”的妻子，抱怨越来越多。
去年12月，冷风凛凛，半夜1点钟，终于结束了应酬的高杰，拖着疲惫的身体挨个将客户送到家后，才发现漏接了妻子的十几个未接电话。
原来孩子突发高烧，而在茶座包厢里手机调成静音的他，此时正与客户相谈甚欢。
高杰内心满是愧疚，为了缓和夫妻关系，他随后安排了高档西餐厅的烛光晚餐。好巧不巧，第二天，一个重要的客户需要发放贷款，整个晚餐期间，高杰不断接打客户、下属、上司的电话，反复确认沟通第二天的放款事宜，这让妻子十分扫兴。
一次又一次的晚归和家庭责任的缺席中，夫妻感情出现裂痕，最终妻子选择了离婚。
更悲催的是，因为长期处在高强度的工作中，高杰患上了高血压，每天谈业务接打电话次数太多，还患上了中耳炎并伴有耳鸣。
其实，像高杰一样，处于亚健康的银行人不在少数，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十大重度亚健康TOP5行业中，金融业赫然在目。
生病之后，高杰意识到，必须将身体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他经常自我怀疑，工作太忙，导致妻离子散，意义何在？！
为了有时间陪伴孩子，2020年初，高杰第四次跳槽，选择了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担任分管业务的行长，工作压力降低了不少，背负的KPI考核，也远远低于前东家，为此，他甚至愿意接受降薪——年薪从60万降到20万。
尽管薪水大幅下降，但被上市银行锤炼过来的高杰，最初工作起来游刃有余，他整个人放松了不少。
但高杰没想到，降薪换来的舒适圈，没有持续很久。
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高杰所在的银行响应国家政策，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但该银行IT系统和风控系统偏弱，一线业务人员和中后台风控人员，存在较大分歧，内部沟通不畅，互相扯皮是常事儿。
作为分管行长，高杰初来乍到，就要疲于应对内部部门冲突，而IT系统的提升和风控能力的进化又非一日之功，他积攒多年的能力值，在这个小银行也无处释放。再一次，他被疲惫和无奈捆扎得透不过气来。
“银行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低，这是大环境的问题，这份职业没有了成就感，想躺平，但又没那个条件，在这个二线城市，也找不到其他合适工作”，如今的高杰纠结不已。
高杰的困惑并非孤例，微博有个超话是“今天你从银行辞职了嘛”，阅读量达到6440.3万，讨论3.5万。
有网友戏称银行同行为“狱友”；还有网友吐槽“对电话和微信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手机一响就是报表、审批、搞资料，一个比一个急，每个都是催”；“工作本身并不辛苦，辛苦的是内部沟通，扯皮、推诿，无休止的内斗……..”
一条条吐槽代表着不同的情绪，也侧面反映了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银行从业人员的去留两难。
毕业五年未成长，“金饭碗”守之无味，弃之可惜
佩儿，女，90后，某国有银行支行运营部职员
佩儿是90后，生性洒脱的她，在工作中经常要强忍委屈。
2018年春节前夕，一位身为VIP客户的中年男士，办理大额转账业务，需要等待佩儿授权。正在忙着为VIP们发放礼品的佩儿，动作稍微慢了些，男客户便大发雷霆，爆了粗口。
大庭广众之下遭受辱骂，佩儿委屈又气愤，可为了减少影响，她不得不走出柜台，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客户三鞠躬，并连说三次“对不起”。
整个过程，佩儿都强忍泪水。
类似的遭遇，佩儿经常会碰到，但她每一次都忍住了辩白的冲动——既违反规定，也会遭遇处罚，“其实，我们就是个服务员”，佩儿自嘲。
工作中多次受到委屈后，佩儿长期内心郁结，她加入了一个读书会，经常参加线下沙龙，听听别人的故事，让情绪得到疏解。
而无望的升职加薪，则让佩儿看不到未来。
“没进银行之前，充满了向往，以为银行就代表着稳定、高薪、体面，进入银行以后才发现，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高大上。现在有人问我在哪工作，我都不好意思说在银行上班”，佩儿很是失落。
大学期间主修会计专业的佩儿，刚毕业进入银行时，在同学中属于绝对的高收入群体。
从国有银行的营业厅柜员，到运营部职员，她努力了五年，如今年薪刚刚达到10万元，“每年的涨薪，也就勉强追得上通货膨胀”，在这个城市，非私营单位在职员工2020年的平均年薪为89464元，“银行工作已经不算是高薪了”。
相比起佩儿，她的大多数同学，不少选择去企业当会计，“越老越吃香，收入直线上升，我现在属于同学中的低收入群体了”。
与此同时，佩儿等银行基层员工，还担心被优化被替代。
随着银行在线化程度提升，银行网点开始大瘦身，柜台工作也被替代——中国银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多家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柜面交易替代率已经超过90%，部分银行甚至超过95%。
即便如此，虽然失望积累得越来越多，她却一度不敢轻易跳槽，“五年没有成长，缺乏核心竞争力，即便跳槽也未必能够胜任。”
与很多互联网公司鼓励员工内部转岗不同，在银行，“你的位置大部分是固定的，就像流水线工人”。
也有很多银行人主动离开——智联招聘的报告显示，工作五年内依然留在银行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不超过70%。
就如同一个围城，里面的人浩浩荡荡离开，外面的人又拼命往里挤，如今银行业一旦招聘，竞聘者还是络绎不绝。
据佩儿了解，另一家国有银行，网申对学历要求不低，笔试的通过率仅在10%左右，进入面试环节，录取率在1:3左右，“不知道他们来了会不会失望呢？！”
今年，佩儿终于下定了跳槽的决心，“只有离开，才能突破瓶颈期。”
为此，她甚至联系了职业规划师，在对方的建议下，根据爱好、性格等，报考了心理咨询师、人力资源管理师证书，为跳槽做准备。
银行离职跳槽到地方城投，我终于从“乙方”变为了“甲方”
邱宇，男，33岁，某城商行前客户经理
出身于银行世家的邱宇，一度对银行工作充满向往。
他的父亲是某国有大行老员工，“我小学时，父亲就是支行行长了，连老师都特别关照我”。
当时，邱宇家是同学中最先有小轿车的。每次妈妈开着丰田轿车来学校接送邱宇，同学都投来羡慕的目光，在上世纪90年代，城市里的私家车并不多。而优渥的家庭条件，都来源于父亲的高薪。
前几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邱宇没犹豫，子承父业，也进入了银行业。
最初，父亲建议他去国有大行，但邱宇拒绝了，他选择了一家城商行。
“不选择国有大行理由很简单，待遇没有商业银行好，国有大行的红利在我父亲那一代”。在邱宇所在的某不发达省份省会城市，当地国有银行新员工的月薪在6K左右，而商业银行新员工月薪则在15K左右，差距明显。
银行业的薪酬差距持续已久，一方面国有大行员工数量多，网点比较下沉，而且覆盖中西部地区，拉低了平均工资。A股上市银行2021年半年报披露，四大国有银行平均月薪都在2.5W以下，不及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的一半。
入职前，这家城商行对邱宇的承诺年薪是30万左右，他很满意。然而入职后，邱宇才发现，这个承诺从没兑现过。
刚入职时，靠着父亲介绍来的老关系，邱宇并不缺客户，“但业务经常无法落地，谈好的客户又跑了，很是懊恼。”
在父亲的牵线下，邱宇曾顶着烈日一次次前往客户公司，介绍信贷优惠政策等。
客户卖父亲面子，也看中了邱宇的认真，大多愿意选择邱宇所在银行作为结算行——当然，投桃报李，在客户资金紧张时，邱宇也应该尽快给客户办理贷款授信。
但邱宇却发现，银行手续过于繁琐、流程不畅，经常招致客户抱怨。
有一次，某个客户急需贷款，但发放金额超出了分行权限，邱宇需要带着分行四位领导签署的审批表，连夜赶往千里之外的总行办理贷款指令。
到了才发现，总行一周前重新下发了新的审批表模板，由于中后台信息系统不通畅，分行模版尚未更新，邱宇用的老版本，总行拒绝审批。
“我跑了一千里地，就差那一张纸，能甘心吗？！”与总行沟通无果后，邱宇重新返回分行，打印了新版本的审批表。
繁琐的流程重新走一遍，出账通知书终于姗姗来迟，客户急催贷款，可经办人邱宇还在回分行的动车上，无法及时办结贷款，他只好不停道歉。
“加班苦不算啥，做无用功真得心累”，这样的奔波，于邱宇是常态。
邱宇的遭遇也非个例。他的同行大伟也未能幸免，大伟在另一家地方商业担任支行行长，此前，该支行拥有300万元的贷款权限，由于银行不良率走高，贷款权限已经全部被总行上收，每次要批贷款，都要开车到分行报批，效率低下，客户抱怨连连。
彼时，受累于繁琐流程的邱宇，很是羡慕互联网金融公司，“同样是贷款业务，某家互联网金融巨头，最高可贷1000万元，几分钟审批完，还能随借随还，直接吊打了银行，我们怎么和人家竞争？！”
工作劳心劳力，而入职时承诺的30W年薪，实际发到手里仅有15w，领导给出的解释是“任务没有达标”，邱宇心里犯嘀咕，“这能怪我吗？流程繁琐，等不起的客户都跑了！”
到了2019年底，邱宇选择了离职。了解他遭遇的父亲，意外支持了他的决定。
如今，他在国有投资集团担任投行经理，“工作压力小了很多，也很轻松，而且考核目标相对单一，收入也提升了了一些”，邱宇至今觉得，辞职是个正确决定。
离职之后，过去银行的领导，对邱宇反而更为热情了——如今邱宇负责的项目，不少都是政府的投融资建设项目，手中握有大把区县政府以及企业客户资源，“都想让我给他们介绍客户”，邱宇有些啼笑皆非，“我现在变成前领导的‘甲方’了”。
注：文中受访对象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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