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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龄化的前景和银发经济的未来,不同的人看法相差很大。有的认为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老化,将激发银发经济成为从无到有的百万亿行业;有的认为老龄化日趋严重,只会让个人家庭政府负担加重,拖累社会整体发展。
确实,中国那么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各种差异的集合体,地理的差异、气候的差异、口音的差异、饮食的差异、生活的差异、经济的差异……
自然,老龄化和银发经济在不同地域、不同城市、不同人群,也会呈现出差异十足甚至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未来,观点看法的分歧正是来源于此。
而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国家顶层战略之后,全国各地的老龄化事业呈现出既有差异又有共性的趋势。共性在于,更加强调政府责任兜底特困、各个群体普惠包容、人才队伍加快建设、先进技术加快应用等等。而差异在于各地老龄化程度不同、低龄高龄老人比例不同,因此导致的需求差异很大;同时各地公共财力和居民收入水平、消费习惯不同,导致实际的购买力、细分市场也出现很大差别。
银发财经借鉴由国家统计局监控房价动态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独家整理分析70个城市最新的老龄化、收入、经济等数据,追踪全国各地老龄政策和银发经济的最新发展,希望描绘出一幅清晰展现中国银发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地图”,以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我们共同的未来。
东北小城丹东29.04%,活力之都深圳5.36%:人口流动加剧中国城市老龄化率差距老龄化率,即老人数量在整体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城市养老压力大小、银发经济发展空间的基础指标。
银发财经统计分析全国70个大中城市最新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全国各个城市的老龄化率呈现出冷热不均的态势。既有老龄化特别严重的城市,也有人口结构十分年轻的城市。
整体来看,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老龄化率在20%以上的有25个,老龄化率在15%-20%的有30个。
最高的五个城市是丹东29.04%、锦州28.59%、扬州26.01%、南充26%、烟台25.68%。
而上海、北京等银发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为23.40%和19.64%,在70个城市中排名11、28。
也有部分城市老龄化率处在较低甚至很低的水平。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老龄化率处于15%以下的有15个,最低的是深圳5.36%,其次是厦门9.56%。
但如果单看老龄化率,也就是老人数量在当地人口总数的占比,有的城市看似很高,但由于人口总数较低,真正的老人数量其实并不多。相比老龄化率,更重要的因素是这座城市实际的老人数量。
如果从实际的老人数量来看70个大中城市的排名,上述五个老龄化率最高的城市基本都在15名之外。而老人数量最高的五个城市分别为重庆701万、上海582万、北京430万、成都376万、天津300万,其后的第6-15名城市基本上也都是一二线城市。
这是因为,一二线城市虽然老年人口数量大,但整体上人口基数大,外来流入人口高,数据上明显拉低了老年人口占比。而众多三线城市尤其是东北城市,虽然老人数量不高,但年轻人口大多处于净流出状态,导致老年人的占比显著提高。
以北京、上海为例,在过去十年严控新增人口规模的政策环境下,两地依然实现了高达200万上下的人口增量。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为2189万人,与2010年的1961万人相比,十年增加228.1万人;上海2020年常住人口为2487万人,2010年常住人口为2302万人,十年增加185万人。
再看经济上最具活力的深圳,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仅为94万人,老龄化率5.36%,全国最低。背后是过去十年年轻人口的大量涌入,2020年深圳常住人口1756万人,2010年1042万人,十年间增长714万人,几乎净增了一个特大城市。
大量涌入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不仅拉低了当地的老龄化率,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在当地缴纳社保、贡献税收,显然为当地政府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
而老龄化率最高的丹东,地处中朝边境,2010年常住人口244万,60岁及以上40万;2020年常住人口219万,60岁及以上人口6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常住人口总量减少25万,而老人增加了20万,一增一减之间,老龄化率便无可奈何地“登顶”全国70个大中城市之首,老龄化给当地家庭和政府带来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未来或许需要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创新发展思路。
事实上,丹东在2017年发布的《“十三五”丹东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
大力发展老年旅游产业。充分发挥丹东特有山、海、泉、江、岛资源丰富等优势,大力开发适合老年人需求的特色旅游产品,着力打造一批集休闲、旅游、度假、康复、疗养、养老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养老基地,以满足迅速增长的不同层次老年旅游和养老服务需求。加快生态养老区建设。利用我市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旅游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温泉生态养老区”、“旅游生态养老区”和“医养结合养老聚集区”,构建独具丹东特色的“养老+旅游+医疗”新型生态养老产业模式,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养老产业园区、生态养老基地和养老村镇,构建门类齐全和优势明显的生态养老产业体系,使生态养老产业成为全市新的经济增长点,生态养老品牌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强竞争力。这个发展思路和海南发展旅居康养的战略比较类似,如能成功,将为老龄化普遍较为严重的东北城市发展银发经济树立榜样,但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和艰辛也将十分巨大。
老人数量决定银发经济起点,人均收入水平决定银发经济发展高度一个城市的老人数量,决定了这个城市银发经济的发展起点。老人的基础性、刚需性消费,比如日常的衣食住行和医疗健康支出,加上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养老服务所产生的政府采购,是这个城市最起点的银发经济。
但一个城市银发经济的发展高度,则是由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所决定。
银发财经此前文章《银发经济避坑指南(一):中国老人数量世界第一,银发经济就一定世界第一吗》指出,根据学术界、政府、企业的各方面统计调研,老人的收入除了养老金外,还有子女亲戚给予收入、工作收入、房租收入、利息收入等,因此养老金显然不能代表老人收入的全部。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对全年龄段所有职业、户籍所做的调研统计得出的数字,相对来说与真实的老人收入水平更为接近。
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开发课题研究报告汇编》,中国城镇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中,养老金占比高达71%,其次是子女亲戚给予、工作收入、房租收入、利息收入等。而对于农村老年人,养老金仅占24.10%,子女亲戚给予的收入占比最高,为25%,其他收入来源还有非农工作收入、农业工作收入、土地承包收入等。
银发财经统计分析了全国70个大中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显然是沿海的一二线城市占据前排位置,而中西部和东北城市垫底。
从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是上海72232元、北京69434元、深圳64878元、广州63202元、杭州61879元;排名末五的城市分别是南充25356元、湛江24986元、平顶山24929元、吉林24562元、大理24218元。
排名第一的上海是排名末位的大理的3倍,这样的收入差距,无疑决定了不同城市间的银发经济发展潜力将有巨大的落差。
事实上,一二线城市的银发经济早已经跳脱传统的养老概念,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形态。背后的逻辑是,许多出生于60年代的老人是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大受益者,资产水平、收入状况在整个社会里处于前列,而他们在消费观念上越来越追求品质和个性,因此催生出许多新的银发经济热点。
根据银发财经对全国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广泛调研,早在疫情之前,上海、北京就已出现多家以老年旅游为主营业务、且年收入超过亿元的公司。
同时在过去几年,上海、北京、南京等诸多一二线城市,出现很多形态丰富的老年教育和文娱公司,如上海诞生了东犁退休俱乐部(2020年获得长岭资本等数千万融资)、北京诞生了糖豆广场舞(2019年获得腾讯、GGV、顺为、IDG等C轮投资),南京诞生了美篇APP(2018年获得芒果文创、经纬中国、真格的过亿元B轮融资),以及一系列专注于中老年人群的网红MCN、模特展演、文化艺术教育项目。
银发经济四大梯队:从千亿量级到百亿量级,差异不止十倍如果将一个城市的老年人口乘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可以近似得到当地银发经济的最大市场容量。
据此得出全国70个大中城市银发经济市场容量排名,整体上可以将划分成四大梯队:
第一梯队:共9个城市,主要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银发经济市场容量均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排名前三的上海4201亿元,北京2985亿元,重庆2161亿元。
上海和北京的老人数量和人均收入都排在全国前列,银发经济市场容量占据全国前二并不奇怪。而重庆作为地处中西部的直辖市,受制于城镇化率相对较低(重庆69.46%,上海89.30%,北京87.50%),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排名中后段,仅为第44名30824元,是上海、北京的42.6%、43.2%。
但得益于重庆老年人口总体数量大,位居全国70个大中城市首位,为701万人,故其银发经济市场容量仍然高达2161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
第一梯队9个城市中的最后一名宁波,虽然不是省会城市,但却是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老人数量不算多,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170万,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排名21,老龄化率18.10%,排名37。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居于全国前列,为59952元,排名第七。
老龄化程度相对较轻的同时,经济发达、财力雄厚,体现在宁波的养老公共服务上便是“配置豪华、服务拉满”。根据前段时间发布的《宁波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十三五期间,宁波在全国率先推进“爱心车轮”老年助餐模式,为所有乡镇(街道)免费配置一辆SUV送餐车;而在未来的5年间,对于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老年人100%实行集中供养,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老年人,集中供养率2022年达到90%,2025年达95%。
第二梯队为青岛、武汉、沈阳等20个城市,银发经济市场容量为500-1000亿元。
这20个城市中,既有中西部和东北的省会城市如武汉(893亿元)、沈阳(891亿元)、长沙(831亿元)、济南(792亿元)、哈尔滨(745亿元)、西安(744亿元)、石家庄(642亿元)、合肥(595亿元)、郑州(594亿元)、福州(563亿元)、长春(189亿元),也有沿海发达地区的三线城市,如青岛(962亿元)、温州(853亿元)、无锡(847亿元)、大连(771亿元)、烟台(715亿元)、金华(57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上位居一线的深圳,由于老年人口太少,仅为94万人,老龄化率5.36%,因此即使其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64878元,仅次于上海、北京,但总的银发经济市场容量仅为610亿元,全国70个大中城市排名23。
第三梯队为济宁、泉州、昆明等30个城市,银发经济市场容量为200-500亿元。
30个城市中,一部分为中西部省会城市,如昆明(470亿元)、南宁(388亿元)、南昌(387亿元)、太原(302亿元)、贵阳(288亿元)、兰州(258亿元)、呼和浩特(243亿元)、乌鲁木齐(220亿元),其余多为各个省的三线城市。
第三梯队中,大部分城市老人数量在100-200万之间,由于人口基数不同,老龄化率差异很大。如长三角地区的扬州老龄化率高达26.01%,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排名第三,老人数量则为119万,排名倒数第五。而以风景著称的厦门,老人数量仅有49万人,老龄化率仅为9.56%,均排在全国最后几名。
第四梯队为锦州、丹东蚌埠等11个城市,银发经济市场容量为200亿元以下。
11个城市中,有部分为省会城市,如银川(129亿元)、西宁(106亿元)、海口(126亿元),其余为中西部和东北的三线城市。
第四梯队中的东北城市普遍人口基数低,但老龄化率较高,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多排在全国末尾,银发经济市场容量普遍很小,如锦州(28.59%,25434元,196亿元)、丹东(29.04%,28053元,180亿元)、牡丹江(25.25%,29892元,173亿元)。
同时还有部分以自然风光闻名的旅游城市,老龄化率和收入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位,老人数量很低,故银发经济市场容量排名垫底。如大理(57万人,17.01%,24218元,138亿元)、三亚(11万人,10.42%,34642元,38亿元)。
但需要指出的是,本地老人数量太少,虽然是城市银发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但如果拥有卓越的生态条件,就可以成为吸引全国老人旅居康养的有利条件。比如三亚、海口、桂林等南方旅游城市所做的那样,而这一点,同样适合丹东、锦州等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急需增量的东北城市所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