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未来在火星，历史早就告诉了我们

“不管地球达到了怎样的繁荣，那些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暗淡的。”《三体》作者刘慈欣在最近关于元宇宙的评论中说，元宇宙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次内卷，而内卷的封闭系统的熵值总归是要趋于最大的，所以元宇宙最后就是引导人类走向死路一条。

未来在哪里？这必然是一个宏大的话题。目前我们经历了两三年的动荡和疫情的肆虐，“世界是平的”的时代暂时结束了。灯塔的灯光不再闪亮。核心原因是增长的乏力，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陷入停滞。我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有的增长来源，赶超的时机似乎近在眼前，但是前方迷茫和历史的惆怅也同样萦绕在我们周围。前方的路在哪里，我们到底行不行。

这个系列文章，将从一段宏大的历史的回溯开始，展望未来的道路——很可能就在我们仰望的星空之上。

看起来我们得出了跟刘慈欣相同的结论，但推导过程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讨论立足于对中西方经济史的分析之上，试图找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动力。

本文是第一篇，我们将探讨，东西方历史出现持续增长差异是从何时开始，造成差异的动力和形成原因。

本文将会按照时间线索分成三章给出三个结论：

15世纪之前东西方在经济增长上是没有差异的，制度，文化，地理等禀赋差异都不能提供持续超越对方的增长，大家各领风骚数百年。

增长大分流是因为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地理大发现，即发现新大陆。新大陆对各要素提供了巨大进化，使得经济获得长期的显著增长。

地理大发现出现在西方，其决定因素是地理要素。而与西方内在文明发展关系不大，并没有强因果关系。

通过回溯历史，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民族自信，昂首向前，更重要的是启迪未来，找到人类前进的方向。

从大海航到工业革命，东西方经济增长趋势产生了显著的分化。这一时期，也被成为历史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时期。很多历史学家，尤其经济史学家都在研究这种分化何时开始，因何开始？

其中最著名的有这么个问题：

为什么古代中国（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在科技上做了更多的贡献却没有引领现代科技革命，但是近代科学反而出现在文艺复兴的欧洲。这也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而一百年多年前的中国人面对自己屈辱的现状时，会被转化为更刺痛神经的问题：

我们何时开始落后的？我们引以为豪的灿烂历史，到底行不行？

面对满面疮痍的世界，否定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历史的丑恶罄竹难书，写满了吃人，必须从西方请来德先生、赛先生才能重塑国家。

一百多年后，中国人虽然沐浴在高速增长的光环。但悲观的人时刻与世界做着横线对比，关注着增长背后的曲折和沮丧，也会在历史中寻找未来注定失败的隐喻。

人类回溯历史最危险的行为不是虚构演绎，而是建立因果。往往整个过程全部是真实的，但是陷阱也在其中。

而建立这种因果的实质，多半是“借古讽今”，别有用心。

那么，西方是从古至今持续领先吗？他们的制度，文明是否能与今天的成就形成联系？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我们把这个问题的起始点设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后世称为“轴心时代”的时期，西方文明处在起点，古希腊时期。东方则是春秋战国群雄并起之时，不管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总之这个时期产生的世界观、文化思想以及文字符号，都成为两个文明延续演变的基础。

至于为什么这几个地方（新月沃地和地中海东部，两河流域，印度次大陆，黄河流域）在全球人类文明中脱颖而出，《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有详细的说明。简单来说这些地区都具备适宜种植农作物的气候、地理和饲养牲畜的基本禀赋。因此他们与其他地区分流，站在新的层次上。

来源：「世界历史地图」- 1.史前文明

回到轴心时代，有一种最盛行的观点，就是基于轴心时代的思想分野。观点认为，东西方的差异从这里就开始了，并且蕴含了持续领先的动力，以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为代表的哲学思维，强调逻辑，蕴含现代的徳先生；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文明，强调众人决策，孕育了现代的赛先生。当中国人民处在历史迷茫时期，很买这个理论的账。

但是这个理论是禁不住推敲的。

欧洲文明在此后1500年发生多次变化，文明重心从爱琴海被罗马人带到了亚平宁，罗马的文明有一半又随着日耳曼人转移到了西欧，另一半转到了拜占庭。从古老的多神论变成了基督教，基督教又分化发展统治欧洲。按照西方人自己的观点，这段时间是黑暗的中世纪，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科技发展。君主统治者封地，封锁了人的流动，宗教统治者思想，封锁了人的思考。为什么这1000年间两大基础没起任何作用？难道就因为挖掘出了古希腊遗迹，就瞬间功力全回，在历史发展上开挂向前了？还是因为信仰“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的信念一千年，终于在最后守得云开？

我们从欧洲近代数学的开端开始说起：

12世纪，比萨的少年斐波那契，有一个与同龄人不同的童年，因为附近工作的缘故，他的童年在北非布吉亚度过，他学习的是阿拉伯数字，而非繁琐的罗马数字。后来他将这种数字，结合8世纪一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的代数方法，写出了第一部现代意义的数学书籍——《珠算原理》。这本书不是典型的抽象数学著作，更像是商学院的应用教材，通过运用阿拉伯数字，详述了复利和净现值的计算，机会成本的含义，从此之后，一百年，世俗化的珠算学校逐渐在意大利普及，具备现代意义的数学教育成为欧洲主流。

作为文明的奠基人，斐波那契的贡献是从他们自己的古代文明中伸手继承的吗？

首先他的工具阿拉伯数字，是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发扬继承的。他继承的阿尔.花剌子模代数的思想，也是经印度传来，而其中一些方法，在一本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名叫《算术书》的汉代竹简中已经有记载。

只能说，人类在这个文明初期，通过不同方式在探索诠释世界的真理罢了。文明间融合交流虽然缓慢，但并不隔绝。经过多次汇流，升级，最后汇流在了这里，更可能的是一个成王败寇的铁则，他是汇流点最后保留下来的，而被最后成功的人认祖归宗。

很多人在谈论这个话题时总忽略一个细节：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14卷。

如果东方没有基础的数学和科学，在秦统一后的历朝历代，全靠玄学全靠蒙，是不可能完成度量衡的统一，也不可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财政税收，军粮兵马的调拨。更没法修建繁复的楼阁庙宇和大型的水利工程。发明探索烧制陶瓷，生产丝绸的工艺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既然科技文明上未见差异，那制度是否带来经济上的提高？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璀璨的城邦文明的光芒，就已经逐渐在地中海消失了。经历了罗马的繁盛和衰落，基督教的兴起，法兰克王国的统一和分裂，欧洲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形成了若干封建国家和一套世俗和教权的二元统治体制。

东方很早就形成了一套围绕皇权的中央地方制度。我们本文不对这种形成原因做过多探讨，但是两方相同的是，农业人口都占了绝大多数，而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也极其弱小。

得益于现代的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发出了若干指标，这不仅可以用来衡量现代制度的好坏，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

很多经济史的书籍通过对比东西方诸如利率，不同等级工人的薪资差，市场一体化程度，甚至印刷品数量和结构来衡量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有很多理论解释西方经济腾飞的制度基础，但是就好像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一样。有十个解释制度优势的理由，就能找到十个致命的缺陷，有十个领先的数据指标，就能找到十个显著落后的数据指标。

尤其中国因其特点，呈现一种轮回特征，波峰波谷明显，且重塑过程的动乱必然会导致因记录不全带来信息的丢失。但是即便如此，在15世纪之前，各种数据差异并不显著，也没有哪个理论能提供一种长期增长动力的解释。所以这进一步证明，只能看到中国人，阿拉伯人，欧洲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维度交替领先。

领先原因上，都是因为某种禀赋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作用，如黑死病后带来的人均资本量的上升，人均工资的上升，教育水平的上升。或者因为某个文明受到了内外部导致重创。如气候变化导致游牧民族入侵。或者水旱灾带来的毁灭打击，导致利率的上升，粮价的波动，出版物的降低等负向指标。因为历史世界的长期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持续近百年。

这是一种无保障的脆弱增长，任何一个负向变化，都可能会让这种进步付诸东流。看看罗马帝国的兴衰，中国王朝的更替。天灾，洪水，瘟疫，外部民族入侵，内部制度的腐朽衰变，在面对这些危难时，谁也没比谁有更多优势。

人类是有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他不是哪一方的专利，他是生产力水平下自然而然的生产关系。但每个民族，国家的禀赋历史不同，呈现形式各具特色。从长期看，在旧大陆的东西两侧，不存在任何一个特殊禀赋，能够演变出这样一种制度，能够提供长期高于其他文明的增长动力。这是一种蔓延在整个旧大陆的均衡。

追根溯源，因为欧亚大陆的农作物是不变的，可耕地也相对固定。几乎没有外部动力打破这种均衡，所以文明就锁死在这样一种均衡水平上，此消彼长。

直到这个均衡被一个因素打破了。也正是这股力量，提供了历史大分流的动力，带来了几百年的增长。

如果你再次通过若干指标考察15世纪后的世界，你就会发现欧洲，尤其北海地区的经济指标，均开始快速持续的增长，逐渐将其他地区甩在后面。

来源：《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荷]， Jan Luiten van Zanden，隋福民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这个因素就是大西洋的西岸——美洲大陆。

很多人认为发现美洲大陆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果，是好好学习的奖励。但是其实它更像是以后变成超级学霸的因。

为什么说美洲大陆的发现彻底打破了东西方的均衡？

看看世界地图，这条纵贯南北的大陆真是美妙绝伦，这里有开阔的平原，茂密的雨林，土地肥沃，水资源充沛。数不尽的黄金白银——旧大陆的货币媒介。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可驯化成牲口的动物。也正是这个缺陷让这里的文明从一开始就被很遗憾的分流下去。

第一个被打破的均衡是粮食，新大陆的玉米，马铃薯，甘薯，木薯等，提供的能量轻松碾压了旧大陆辛勤培养上千年的稻米和小麦。不仅欧洲的粮食问题解决了，整个旧大陆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了。人口从此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请输入图说来源：《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 JR），中信出版社

来源：《世界经济千年史》，[英]麦迪森（Angus Maddison），伍晓鹰 / 许宪春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接着是畜牧业，虽然新大陆没有牲口，但是一点也不妨碍牲口登陆这里后快速的适应能力。新大陆的冒险者为了给后续冒险家一些口粮，会在加勒比的小岛上投放一些种猪，很快当新的冒险家到来时，就会发现岛上已经被猪占领了。

大陆上的景象就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北美中部大平原洪流般的牛群，马群；潘帕斯草原上遍野的羊群。

然后是种植业。棉花在新大陆遍地开花，橡胶这种神奇的东西也从此进入旧大陆的视野。

货币的供应。银矿从如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源源不断的运往欧洲，使西班牙国王成为欧洲最富有的皇室，同时通过旧大陆贸易，也改变了当时正值明朝的大陆东岸的货币形式，银取代了铜成为中国的主要流通媒介。

就在欧洲人准备开干的时候却发现，新大陆的居民因为旧大陆的天花几近灭绝，如果仅靠欧洲当时的人口，是难以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开发，而且成本极度高昂。于是非洲，这片土地又再度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奴隶贸易变得如此有利可图，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为新大陆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能。于是新大陆，非洲，欧洲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泛大西洋贸易网络。

这些变化不仅为西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而正是这些增长动力解决了人类更深层次的文明发展问题：

正因为新大陆带来的增长，科技探索的收益被充分放大，提供了巨大的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动力。斐波那契的学问也得以在欧洲大陆畅行无阻。从此以后，人类科学史进入群星璀璨的时期。

航海的风险，以及大规模开发的融资需求，让欧洲金融业长足发展。北海地区的人们为了适应这种远洋探索，创新了全新的组织形式，比如诞生了最早的股份制公司，以及证券市场的雏形。

更重要的是，欧洲分散的权力，让新大陆成为了人类制度创新的试验场，不同制度间的差异在新大陆带来的经济增长下被无限放大。筛选出了过去欧洲那张高考试卷，筛选不出的天才学霸。

信奉天主教西班牙人在强大皇权下的虽然占了先机，但一个世纪就被重商主义的北海地区清教徒追赶了上去，北海地区的国家内部也展开竞争，城邦国家的荷兰又输给了国家规模更大的岛国。而来自北海地区的清教徒移民，又抛弃了一切历史包袱，在新大陆的北部重新开始，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制度和国家……新的更具竞争力的制度又在欧洲内部演化发展。欧洲完成了一轮又一轮的体制进化。

那么，为什么是欧洲人率先分得了新大陆的红利，哥伦布的这次远航成果是制度优势的成果吗？

1469年，在伊比利亚半岛，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二世和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女王的联姻，使西班牙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实体，开启了“双王”时代。国家是典型的皇权国家，皇帝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就在十七年前，欧洲人经历了惨重的失败。君士坦丁堡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里，东西方贸易枢纽的巨大的政治变化，深刻的改变了欧洲内部的局势和经济版图。依仗黑海贸易的威尼斯进入衰落，面对大西洋的港口面对新的机会，世界急于寻找新的航线，重新连接东西方，也正式进入大航海时代。

哥伦布来自于热那亚，一个依靠地中海贸易为生的城邦国家，但是他的计划并没有被自己的母国买账，他辗转欧洲西部，最后来到了西班牙。

依靠统一后的强大国力，西班牙双王赌上国运，资助了哥伦布的这次远行。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就是肃清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让西班牙重新成为上帝的土地。双王强化了宗教法庭，秣马厉兵，准备与南部的摩尔人进行最后的决战。

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同样是这一年，西班牙也将伊比利亚半岛最后摩尔人驱逐出了格拉纳达。

之所以花落西班牙，更好的解释是：没有对地中海贸易的路径依赖，国家规模带来的强大的财力（虽然大多数资金是借的，但是融资能力也是财力），以及一些冒险精神。

综合分析，很难用西方自古的文明传统来解释地理大发现的成果。

那么为什么早大半个世纪出海的明朝（1405-1433），有更大的船队，航行了更远的距离，却最终偃旗息鼓了呢。这是一种文明的局限吗？

再看看东方，这仿佛是一个能够痛陈中国历史弊端的问题，皇帝的昏庸，炫耀国威而不重视贸易，内向的文明，礼教的禁锢，农业文明的局限……简直罄竹难书，完全忽略了同时期欧洲人还笼罩在天主教的穹幕下的事实，忽略了自古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贸易历史。

而真正的原因都写在了地图上，郑和下西洋的线路，是一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旧贸易路线，这是条存量路线，是无法贡献增长的。

我们看看地图，如果郑和想去美洲，虽然他已经走了两倍于哥伦布的距离，但是他刚走了一半，他需要继续南下。翻过好望角，然后沿着非洲大陆西侧北上，然后决策何时向西，进入广袤的未知海域。而且这一段未知的航线，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最后哪怕发现了新大陆，也很难说，对明朝的国力有什么帮助。

因为，激发新的土地的最重要因素，是与旧大陆的网络效应。

即使发现金银，不仅运输成本高昂，也很难与大陆东岸的经济形成任何网络。或者郑和根本不向西，而是跨过琉球，拥抱太平洋，来一场少年派般的冒险之旅，最后到达了美洲大陆西岸。但面对科迪勒拉山系西侧纵贯南北的险峰和沙漠，仿佛新世界对你紧闭大门，根本不欢迎你。无论你在今天哪里登陆，你都几乎一无所获。

所以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一个地理劣势。虽然地球是圆的，任何一个点都能是中心。但是很不幸，带上这张随机生成的地形图，在那么一个文明的早期，地理中点就在大西洋东岸。而大陆东岸的人就生活在远远的东方。

图示：荷兰人的贸易网络，来源网络。

综合当时的文明分布，地理特点，东方人并不在网络中心。

如果新大陆轴对称调转，在大陆东侧。那么，率先腾飞并进入工业革命的是否会是东方？

历史是没法假设的，但是了解一下潮汕地区人民在南海东南亚的探索历史，日本人在琉球，甚至夏威夷的踪迹，甚至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上的冒险之旅。就会相信只要地理禀赋差异不大，海洋带来的激励类似，人类是具有类似的探索能力的。

很有可能在全新的地理环境下，那些旧的禀赋与新大陆结合，产生新的协同效应，激发一种怎样的增长模式。而大陆彼岸，仍旧维持着一种分散的封建制度，为了宗教争端或小面积的耕地，而进行着无休止的冷兵器战争。

这也很好解释，为什么中国长期学而优则仕，是因为缺乏一种外力，去调整经济结构，从而打破既有的激励机制。在相当漫长时期，在欧洲“念经”也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但是15世纪后，因为新大陆的出现激励机制在东西出现了分野。西方人成功转型后，也重新调整了历史的因果关系。

俯瞰完这宏大的历史，东西方大分流的逻辑已经非常清晰了。倘若世界只有一块旧大陆，东西方将持续稳定在一种均衡中。各自根据其地理禀赋，重复着自己的命运。

诞生探讨新大陆与西方增长的逻辑并不是为了助长一种阿Q精神，好像如今的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一种好运气，我们目的是看到文明的进化逻辑。认清需要怎样的外部力量来塑造出先进的政治制度；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严谨的科学传统的形成，是需要怎样的激励来长期驱动。

在持续了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后，逐渐恢复了民族自信，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审视这段宏大的东西方经济史，不仅可以获取自信，更能够获得启迪，找到增长的逻辑，迈向未来。未来的道路在哪里，哪里是打破现有的均衡的新大陆，它，就在我们仰望的星空之上：

火星——人类迈向太阳系的第一步。

关键词： 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