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公园”背后的中国城市旅游经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日，湖北日报报道，湖北省将于2020年至2022年开展“擦亮小城镇”三年行动。截至目前，已建成2446座口袋公园。此外，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也纷纷推出了公园建设计划。一场中国本土的城市公园热，正在兴起。

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尤为迅猛的城市化演变，越来越多人从乡村涌向城市，也迈向都市化的生活。随着城市更新的新浪潮到来，以及2018年，公园城市的概念被提出，“在城市中再造原乡”的渴望，正影响着更新的路径。

各大城市，掀起了“公园热”的潮流。

作为国内在空间治理上走在最前列的城市之一，上海本身便拥有诸多具有历史感的城市公园。远的甚至可追溯到宋代的醉白池公园，清朝的上海古漪园，以及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公园的公家花园（如今名为黄浦公园）。

根据《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上海将建成公园城市，上海的公园总数将增加到1000座以上。作为一座无论人口还是建筑密度都极高的城市，上海选择了“见缝插绿”，利用城市的“边角料”。据了解，今年，上海将有超过120座新公园揭开面纱，其中一半为城市口袋公园。其中，诸如昌里园、新华路口袋公园，均成为口袋公园的经典案例。

北京也提出目标，到今年年底前，将开建11个城市公园，面积约280公顷，服务周边30万居民与游客；在《武汉市2020年绿化工作方案》中指出，除新、改、续建30座城市公园外，全市还将建成100座口袋公园，累计新建城市绿地700公顷。除此外，南京和杭州都提出，实现城市“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成都更将公园城市建设作为全市的重大战略。

有业内人士指出，“我注意到的趋势是抓住未充分利用的空间，并将它们改造为公园。这也许来源于当代公园形态的演变，它不再只是一片树木和绿色草坪，而是日常工作之余放松的场所。”

公园诞生的两百年间，从私家花园到公共空间，从贵族专属到平民共享，对城市与城市旅游，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空间秘探曾探讨过很多关于城市旅游的话题，无论是城市网红目的地，还是城市综合体，都只是城市最为普适而常见的一面。相比而言，不少有趣的城市公园，无论大小，反映的却是生活的、历史的、自然的另一面，带着活泛的气质。

一是贴近城市原本生活。在过去，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人民公园”，这个人民的公园，如今更多承载起的，是老一辈的日常生活——广场舞、乐器演奏，甚至为子女相亲……年轻人日常生活的底色，则被日益流行的口袋公园承包。

口袋公园的概念，源自上世纪60年代纽约的一个风景园林师Robert Zion，在他看来，公园系统必须具有易亲近和数量多的特点，才会真正对城市生活产生良好影响。它们并不是城市的福利点缀，而是必需品。

1967年，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口袋公园——佩雷公园 （Paley Park）在纽约53号大街开园，这个公园，成为周边白领聊天与从工作中喘息的区域。

而如今，在上海永嘉路309号的口袋广场，也成为见证甚至融入当地城市生活的独特目的地，有附近居民将公园当做“客厅”，打破了封闭社区的隔阂；同样也有许多城市漫步者（city walker）到访，感受最为日常却又在当代颇为珍贵的烟火气。

同济大学景观学系副主任金云峰教授认为，当下，市民对公园、绿地的期许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于微型公园而言，设计不是主角，城市以及城市里那些真正值得沉淀下来的东西，人的情感、记忆、故事，才是主角。”

二是追溯城市旧日记忆。不少城市公园，作为城市更新与空间区域再利用的产物，它们见证了城市的更迭，成为市民共同记忆的留存，更是旅行者了解一座城市风貌的绝佳窗口。比如“高线公园”这样的非典型城市公园，作为线性公园的一种，呈长条凌空形式的高线公园，常常脱胎于城市中已“过时”的铁路、轻轨、高架桥等。它们依托遗留原址的形态，既是城市原生的部分，又让工业遗产起死回生。

这其中，最早且最知名的莫过于纽约曼哈顿高线公园。这一“世界上被谈论最多的景观空间”，几乎与纽约中央公园有着同等地位。

高线公园曾是纽约的空中运输铁路，但随着运输业发展，1960年代，这一铁路被荒废，又逐渐被视作城市中“丑陋的钉子”。但在设计师团队的巧思之下，这里成为了纽约的新地标。预制混凝土的道板拼接贯穿了公园，野草能够在人行道的夹缝中生长，公园成为一个融合了景观、植物与艺术等多种元素的场所。据统计，高线公园至少为纽约创造了20亿美元的收入。

在上海，同样有一个高线公园。上海首座艺术高线公园——百禧公园是一座总长度约1公里的3层立体式公园，串联起了南北两端的中山北路与曹杨路。百禧公园前身是堪称“上海最长菜市场”的曹杨铁路农贸市场，同样随着时代变化而关停，遗留下的狭长空间，被重新规划为多层级、功能复合的城市公园。3.8米的离地高度，既不影响居民生活，也带来了城市少有的开阔景观。

三是步入城市自然可能。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曾提出一种名为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的现象，即生长于现代城市的人们，与大自然完全割裂。而人一旦与自然长时间完全断裂，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心理问题。对于城市人而言，城市公园的功能之一，无疑是提供自然缺失症的诊治，打破都市藩篱，带回自然鲜活。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可被视作城市中“自然可能”的典范。

1844年，纽约一篇文章声称：没有像伦敦海德或巴黎布洛涅森林那样一流的城市公园，就没有成为国际一流名城的可能。

13年后，曼哈顿岛上一片山地被选中，历时近十年，中央公园从沼泽地、山脊砾石中露出全新样貌。这一堪称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公园，源自于设计师奥姆斯特德游历英国时所见的风光。因此，中央公园就如同一个被嵌入城市的自然环境，一片英伦原生风景被复制到曼哈顿岛上，周边城市越是喧嚣，在城市中拥有森林、湖泊、绿地的中央公园就更具吸引力。

据《京沪公园使用大数据及规划启示报告》统计显示，部分大型公园超50%的游客来源于10公里外，即使是服务周边的社区公园，也有5—10%的外地游客到访。

显然，城市公园作为城市发展与更新中的重要场域，与城市旅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对城市旅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座优越的城市公园，本身就是吸引旅行者到来的城市地标。知名景观设计师Carmine Russo认为，就大城市而言，城市公园代表了社区设施，也是城市的象征。通过这个标志性设施让人们了解这座城市的本质。想想千禧公园（Millennium Park）和芝加哥的卢里公园（Lurie Garden），如果没有这些独特公园的引导，人们是否还愿意了解这座城市？

纽约中央公园在落成以来，便成为了曼哈顿地区的一个全新地标区域，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据《旅游+休闲》杂志统计，早在2013年游客数量高达4000万，是全球50个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更成为多个影视剧取景地。游客甚至能在6个游客中心获得详细的导览资料。

相比纽约中央公园，位于巴西阿雷格里港的Guaíba Orla城市公园则是一个更现代的地标案例。

作为阿雷格里港市政厅的一个重要举措，Guaíba Orla城市公园旨在向城市和城市居民回馈该市最珍贵的自然资产之一：瓜伊巴河(Guaíba River)。公园建造后，既建立起人口、文化、历史、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又成为了这一城市的重要城市地标，酒吧、咖啡厅、运动场的综合体，称为旅行者与市民的城市重要目的地。

越来越多城市公园，在“供应自然”与“供应社交”后，更热衷于化身为城市的文化新场域——在书店、咖啡馆之后，城市公园也成为了文化的承担者与传播者。

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建于1884年，为纪念诗人及编辑威廉•克林•布莱恩特而建造的公园，与文化的相遇，命中注定。

这是号称“全世界最繁忙”的公园，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活动数量，曾全年不间断举行一千多场活动，接待1200万访客。

在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的官网上，全年活动囊括了文学、艺术、棋牌、运动等等，细分种类多达75类，既兼顾年龄，也满足不同文化。在疫情期间，公园甚至将一些活动移到线上，将文化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全球。

文艺复兴时期提出“公园”概念的意大利人阿尔伯蒂，关于公园的建议是“建造城市公共空间应该创造花园用于娱乐和休闲”，现如今已成为城市规划的准则之一。越值得游览的城市公园，越能引领新休闲方式的潮流。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曾报道称，疫情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公园的意外走红。那些原本只用于遛狗或踢足球的公园，如今成为了野餐毯子铺满每一寸地面，公园成为了临时啤酒花园、聚会场所和城市客厅。——在国内，“去公园野餐”，也同样成为疫情后某一段时期的新风尚。

近段时间，本土不少城市公园，流行的则是市集。比如在杭州植物园，今年就举办过多场不同主题的市集，复古市集、咖啡市集……通过线上媒体的传播，吸引了本地及周边城市的旅行者。上海的许多公园则放起了露天电影，将曾经老上海的夏夜回忆，带回到了当代。

如果追溯本土当代的城市公园，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粗放开发，只为本地游客赏景，对自然环境简单加以改造，比如北京香山公园；第二阶段是居住型开发，在社区住宅周边打造供居民日常游憩的社区公园；如今，则进入城市型开发阶段，公园的打造，要与城市的发展路径密切配合，要具备旅游吸引力。

因此，我们无需再造一个“中央公园”，而是另辟蹊径，琢磨出专属本土的、具备未来范式的城市公园。

抛开前文提及的国内优秀城市公园案例，随着公园城市概念的提出，“建公园”被不少城市作为战略而大力推动，但出来的效果，却常常“千园一面”。这些雷同的公园，只是绿意的堆叠，没有文化、也没有城市底蕴，未来能否与城市共同成长，也需打上一个问号。

西班牙景观设计师Mariam Garcia认为，人们对公园的想象其实非常狭窄，“公园不一定都是绿色的”。同济大学副校长、成都市公园城市规划建设首席顾问吴志强也曾提出，提出公园城市不仅是“表皮的绿”。

与城市共生的城市公园，无关乎大小，而在于合适。在更为现代化、空地更多的城市新城中，打造具备综合功能的大型公园，比如成都在当下提出的“公园+”，将公园打造成综合体，不断丰富其与城市精神文明相契合的内容。

而在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针对空间资源紧张的旧城，口袋公园等小型公园的布局，更能优化空间利用率，也更能代表城市的人情味。

有专家指出，公园不仅是城市的地标，更是城市宜居程度的参照指标。一个能让当地居民愉悦与亲近的城市公园，本身就具备了吸引旅行者的力量。

城市设计师Ryoma Tominaga也表示，“为现在和未来的10至20年后的目标人群提供服务。这意味着它必须包容公众，即其功能必须适用于青少年等各个年龄段的人士。”

城市公园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为其目标人群提供更为精准而普适的服务，进而实现大众价值。正如在一个景观学者看来，真正好的公园，不是一个装备探测出的数据，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空间，让人特别能感到放松、跟自然亲近的地方。比如，能不能坐到树下去读书、能不能让小孩去草地里打滚……

当我们在建造花园时，我们在建造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对某种理想生活的构想和追求。《花园里的哲学》这本书的作者曾说：“花园是根据一种理想、某些意识形态的假设，以及一种对历史的感知来改造自然的。”

城市公园的建设，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彼时的希腊人，在公共花园中漫步，探讨哲学。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柏拉图学园、吕克昂学园等学院派花园。这些哲学大师们，在户外建造起了休闲空间，然后花很长时间在这里进行露天的演讲、辩论，讨论文学艺术创作等等。而在中国的宋代，也出现了一种时称“郡圃”的公共公园，诗人们在此娱乐、寻求灵感。

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地域，衍生出不同类的公园形态，功能上的微观价值也是不同的，如今，面对多元的群体，城市公园创意表达，IP界定，也理应该具备更多想象空间。时代的进步落力到日常和百姓，方才是最妙的进步。

导演章明曾在谈到纪录片《巫山之春》时说到，“中国这几千年的变化，就是一个诗意消失的历史。”当身处城市的理性让诗意无以为继，这无疑是令人悲观的。正因过去的某种缺失，今日的城市公园，更应去弥补一些，让一个个城市公园成为诞生诗意灵魂的野地。也正如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说的那样——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我们要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