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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大小周,他们还在学习如何过好双休。
“某一个要加班的周日,我走出家门,阳光正好,看到街边有人在洗车。我就想起家里的衣服、被褥还没洗。要是能什么都不想,在家舒舒服服把这些事情做完了多好啊。”
这是小飞刚去字节的第一年,他说不清自己什么时候失去了对周末的期望,下班后的时间也消失了。“下班了天还是亮的”,都值得发一条朋友圈惊奇。如果有朋友约在工作日吃晚饭,即使约的是夜宵,他也会焦虑,因为“事情根本干不完”。
今年8月,字节宣布取消大小周。他从朋友圈中“活”过来了。去草原、去露营、去看夏日尾声的绿野,去看光,去看树,去看自由的尽情撒欢奔跑的动物。
互联网行业增长逐步放缓,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存量竞争时代。随着加班带来的收益不再像曾经那么明显,今年6月开始,快手、字节等大厂先后宣布取消大小周,腾讯光子工作室也强制6点下班,奋斗了这么多年的互联网员工,迎来了陌生的周末时间。
然而从战车里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小飞一样能够轻松切换档位。有的人按照原来的收入预期安排了生活,不愿意失去“福报”的机会。有人习惯了以工作为中心的日程,无法高效利用时间令他们焦虑。当各个公司裁员的指标在这个冬天接连发出,大家更没法真正放松下来。
大厂人不得不寻找新的锚点。
01、失而复得被夺走的时间回来了。
“没多大差别。还不如大小周,没利用起来的时间,不如挣钱。”刚恢复双休的那一个周末,小南有些不知所措,蒙头睡一觉起来,也不知道能去哪儿。他刚从北京调回杭州,还没建立起社交圈,周末最常见的人是驾校教练。
小南还在北京时,家就在中关村附近的“节区房”,周围能接触的人几乎都是一套相同路径上来的。乖孩子,学习优异,竞赛拿奖,保研,实习,拿到好几个offer,和同学交流谁拿了“白菜包”,谁是ssp。这些被认为拥有中国最聪明头脑的年轻人,涌入了这个时代最具光环的互联网行业。“这是最好的选择,不是吗?”
北京中关村大街
这是一条确定性极强,回报率可见的道路。但身处其中的人不可抑制地感到疲倦。
“真的好没意思,不知道那么卷是为了什么。”小南之前在集团教培业务线,每天处于高速运转之中:白天要处理一堆研发需求,一到晚上,接连concall到12点后;回家稍微收拾一下,打打游戏,最大的反抗就是报复性熬夜一下,结果就到了4、5点,第二天拖着疲惫的身心上工。
这样的“阴间作息”久了,周末就只是一个用来“躺尸”回血的日子。
“有一个必须要工作的预期在那里,周末就无法安排一些耗精力的活动,比如出游、social。”在这样的节奏下,个人生活被压缩到接近于无。
现在即使有了“正常”的双休,他还是无法从那根紧绷的弦上放松下来。
在跟20社的交流中,很多经历过大小周的人,都说不好生活节奏有什么明确变化。有的人,甚至还维持着周末“自觉加班”的惯性。
“算得上加班吗?也不算吧,这是我的爱好。”即使恢复了双休,27岁的大陈也无法停止工作。周末是不是名义上的休息日,都不影响他自己的节奏,身体力行做到了“always day one”。
“我自愿加班可以,但强迫我去公司坐一天,不一定能有直接反馈在工作上的什么成效。”对大陈这样的程序员来说,OKR的“O”,是对APP日增长的贡献。偏算法、架构类的工作,考察的是想法。业内人士都认同,只要你保持思考,最终会反映到工作成果上。
大陈也承认,周末主动研究工作的爱好也能带来一些顺理成章的收益,毕竟,“没有产出就不涨工资啊。”
互联网这些年的繁荣让从业者构建了一个预期:他们在共同铸就伟大的事业,并分享荣耀的果实。这是最快通往财务自由之路,即使抓不住一夜暴富的机会,工资收入也肯定是会持续上涨的。
大小周取消后,曾有一种试探性的声音在字节内部传递:公司也许会普调薪资吧?
现实是,小南的薪资一夜回到两年前。初入职场3年的小南还没有背上负债,“失落是肯定会失落,但你再让我回到大小周,不可能的。”
小南记得,当时内网对新工时投票,一大批人支持继续大小周,他们被骂成“工贼”、和“资本家”共情。但小南很能理解这批人,如果自己年纪再大点,也会遇到他们的困境。
小南身边的许多研发同事因此跳槽,“就差这每月百分之十几,家就养不活了,要还房贷、车贷什么的,都是有数的。”
相较传统工业,互联网企业执行的是一套更“高要求-低控制”的管理模式,不打卡、灵活工作制、随时提供的下午茶歇,氛围轻松、平等,都是吸引一波又一波年轻人入场的诱饵。但同时,难以完成的宏大目标就在眼前。
成功的诱惑是一颗精美的糖果,诱导人们甘愿以“自我提升”的名义去自我剥削。尤其是,在接连爆出大裁员的寒冬时节,谁也不想成为“降本增效”的过程中,被砍掉的“成本”。在这样的压力下,双休的到来也缓和不了太多的工作节奏。
“没太大差别,不换行业就都一样,因为业务不会停。”小南说。
02、对抗业务不停,传送带上拆分给每个人的任务包也没按下过暂停键。周末也许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借口,能让身处其中的人,竭力挤出一丝让自己喘息的缝隙。
一次周六凌晨,看到跨部门合作方的电话闪烁,Henry 故意把手机倒扣,等待铃声过去。第二天一大早,准备去野外露营的Henry 6点就起了床,边收拾行李,边以“昨晚睡了没看到”为由,持续打到对方接电话为止。
“这么做了一次,就没有人敢在周末打扰我。”
还在大小周时,Henry 总是用密集的行程安排,把难得的双休过成小长假。周五晚上从办公室出发,周日晚回北京,再直接去上班。这样做的人不在少数,包括最著名的每周末飞去日本的郭宇———当然,后来他也被证实是有意而为:去日本开温泉旅店,是他给自己人生寻找的第二曲线。
在北京这两年,喜爱露营的Henry 打卡遍了周边的户外目的地。地图App上的收藏星号连成一片,把北京这颗大星星围了一个满怀。相较职业成就,这张地图成了Henry 更热衷于向朋友们分享的“战绩”,代表着他持续不断争取对生活掌控感的勋章。“站在璀璨银河下,头顶上就是北斗七星”,让他有一种感觉,此刻我是属于自己的。
图源:受访者
这是他在系统逻辑下做出小小“反叛”,但也仅限于周末两天。正常节奏的工作日里,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近乎模糊。手机里藏着100个代办的事项,一个接一个要开的会议和等待填满的汇报文件。
等到周末真正回到自己手中,Henry 反而慢下来了。他可以允许自己睡一个大懒觉,一整天不出门。那种好像要跟谁争抢的焦虑,发作的频率少了一点。
某大厂国际业务的产品经理Tom也是在大小周结束后,慢慢意识到,自己要学会心安理得享受“周末不接电话”的自由。
“之前是我没想过这个道理,总觉得不管上司还是同事跟我交接的工作是正事,我现在干了肯定比不干好。但是现在想明白了,拉到长时段来看,我那个时间点有没有抢工完成,唯一的区别就是影响了我自己的休息,没影响其他任何事。”
说完这一“发现”,他就挠头叹气,这种工作想法也只有在今年这时候才是可行的。短视频赛道格局已定,自己负责的业务趋向稳定,作为头部玩家,早做一天跟晚做一天的差别不大。
在996、大小周开始退潮时,Tom从自身感受出发,总结出一个批判理论:对高流动性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大小周的本质目标并非提高效率,而是通过剥夺个体成长时间来达到整体的稳定,用来自我提升、拉开差距的空余时间被占满了,人员流动性就降低了。
Tom因此推断,“百分之百是监管的原因,没有政策风向,大小周就不可能停。”Tom和公司推行结束大小周的政策制定者聊过,“当所有人都以996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能力跟薪资的时候,你用855更低的薪资,你是招不来人的。”他们都认为,只有当一个外界强力叫停时,所有人都停下,机器才会停。
在教培业务被骤然拉闸后,海明在震惊痛苦的同时,也舒了一口气,他长久的内心拉扯被快刀斩乱麻地终结了。海明此前是“辅导老师”,他告诉20社,原来工作的核心就是贩卖焦虑,如何绑定家长是辅导老师们最重要的KPI,在亲眼见识组长给家长打电话,步步引导她开通花呗购买课程后,“一开始也接受不了”,后来自己也为了教一位家长用花呗,给她打电话到晚上11点半。
“家长为了孩子,我为了业绩。”海明当时就只能让自己认可,这样的增长,这样的忙碌是好的。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大家都是在往“追求进步”的方向走,全社会都想要成功。
在很长一段时间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广义互联网行业,是最完美的成功学化身,对于增长的信仰是毋庸置疑的。竞争的对象很多时候甚至不是来自同行、同事,而是跟自己去对比。互联网企业追求几十个、几百个百分点的扩张速度,个人追求业绩增长、薪资职级的攀升,“今天的最好表现是明天的最低要求”,朝九晚五属于失败者。
但随着互联网公司已经足够庞大,庞大到看到增长边界,部分业务在反垄断的新趋势下不再代表先进和创新。 “梦想、奋斗、利润”和日夜不息的工作之间的这种连接,开始弱化、断裂了。
1995年,小飞出生的那一年,“5天 x 8小时”工作制在全国范围运行开来。等到自己走上“打工人”岗位,人们还在为“是否支持大小周”争论不休。在他看来,自己这一代,是互联网的用户,也是建设者,同时也是幻灭和不安来得比前人更快的一代。这种不安感,让即使被工作“抢走”的时间回来了,大家也无法真正放松下来,将自己塞进了另一张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
“这是时代病。”
03、人生kpi没有工作的周末,也承载起另一层负重意味:一切都要有反馈,有价值,有意义。
夏珍理想中的周末是可以全然丢掉手机、切断外界连接的。现实是,“躺平最爽”的周末依旧被满满当当的日程安排:跳舞、见朋友、健身,还有约会。
“国企下班可以六点就去约会,我这平常都没空,周末还不利用起来?”
夏珍刚跳到快手,虽然快手已经没有了大小周,她还是觉得,“该卷的,一个不少”。
在她看来,快手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强有力的公司组织文化,滴滴的分析、百度的研发、腾讯的产品,都各有一派的工作风格。为了跟抖音抢时间,腾讯来的“想法很多”的产品经理,会不断提出需求,商业分析岗位的伙伴要能接住,把想法反馈回去。有时感觉努力地没有章法。
“本来如果不是快手取消大小周,我也不会考虑来。”夏珍同一时段也收到了多多买菜的电话,薪资涨幅能有80%,但对方暗示“12点下班是常态”,更别期望拥有正常的周末,她拒绝了。
这是为了完成更远观的人生KPI:28岁前结婚。
如果要完成这个自我设定的目标,这两年就得赶紧利用起来。她主动托周围姐妹给自己介绍对象,拉她进“互联网相亲群”,跟同样着急结婚、30+岁的男性见面。
夏珍可以算得上逻辑缜密的生活做题家。一步步倒推回去,牺牲周末是为了晚年幸福。
“没有北京户口的直接pass。”在所有硬性标准中,她最看中户口,因为她想要一个孩子,以后要能在北京接受教育。
“孩子,这是一个长期投资,是你四五十岁的时候,一个抗风险的东西。 ”夏珍说。 她曾考虑过“不婚不育”,但仔细调研了国内养老院后,她认为都不靠谱。 如果没有孩子,自己晚年生活没有保障——孩子,是人生的底线,也是心理和物质上的双重保障,“即使要去住养老院,孩子也能帮你出面,不受欺负。 ”
在强调高投入、高效率和高产出的互联网行业,会为适合的人送上丰厚的财富奖励,也会果断淘汰掉不合适的人。在这套体系里受过职业训练的夏珍深知这一点,甚至把结婚生子、未来生活这样的大事也可以设置成自己的OKR,熟练地拆解之后逐步推进。
至于感情,26岁的夏珍觉得没那么重要。“荷尔蒙散退后,都会变淡,最终是否能走到最后,关键还是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否在北京发展、买房这类的。”
她不觉得自己在周末有得到“真正休息”,也说不上是否享受dating的过程,“约会也挺累的,你要健身、护肤、打扮自己,保持精致,要想成功率高,也是得花心思也得努力。”
对夏珍来说,生活做题家的每一步都要踩中最佳时间节点。牺牲周末,也就有了意义。
04、被自由困住如果周末变成了3天,甚至被再拉长一些,闲暇和愉悦就会必然到来吗?可能也不是。
就像考完高考后的第一天,多数人一觉醒来只有空虚和茫然。突如其来的自由时间,也会成为一种困扰。每一刻的迷茫和困扰都像是在拷问自己:工作是为了什么?休息又是为了什么?
墩墩结束大小周的方式是离开大厂——转行做了自己更向往的视频创作。 逃离了互联网行业,工作量小了,更重要的是,她似乎找回了自己的时间主权。
除了每周开一次会,新工作不需要坐班,一个月做出4条视频就能交差。这个作息,大概是每天早上赶地铁、晚上加班后公司报销打车费的上班人理想中的时间表。
她自己没想到,自由时间太多也是一个不容易适应的过程。“工作带来的反馈感几乎消失了,我没办法清晰地感受到我到底在做什么,走到了哪个位置。而且朋友们平时都在公司上班,没办法跟他们社交。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很边缘。”
这是经过了职场训练后的惯性使然。如今的打工人不仅需要保质保量完成工作,当下包括互联网公司在内的职场强调的Ownership,让人需要自我驱动地对公司负责。甚至在工作余做一些无关乎效率的事情时,也会不由地产生时间被浪费了的不安。
她开始怀念曾经互联网公司所代表的那套系统,那里有清晰的工作时间和目标,每天都有一份清晰的“待完成清单”,让墩墩加班加点一一完成。上一天班,完成一次清单,连续完成6天即迎来一个小周末,接着再完成5天获得一个大周末,每个月固定收获一笔薪资。那里有让人心安的确定感。
有一段时间,她被自由的工作时间困在了自己的房间里,好像要出门,但又不知道该去哪。
有一天,她终于憋不住,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发现公园里全都是老人。“当时看到一个年轻人都让我很兴奋,心想终于见到和我一样无聊的人。但走进一看发现他在拍短视频,也是在工作。”
她甚至想过要不要再回流到大厂,反正空出来的时间也不会用,拿来换钱并不是一笔完全无法接受的交易。
这个念头被一个偶然打消了。在一个“无聊”的工作日,墩墩从朝阳一路骑车到了海淀,她到现在还记得一路上的“无聊”细节:“过了学院桥,你会进入到一片绿意充盈的地带,再骑行到海淀公园,周围的温度会快速下降,渗入你皮肤的毛孔。”她说,那是一种久违的真实在生活的感觉。
她停下车,给一位在海淀百度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看!太阳下山了。朋友的反应和墩墩在大厂时一模一样:不知道外面的天气如何,也说不清现在太阳的位置。
这种反差感让她确信,她想要的并不是那套系统。她曾经拒绝考公务员,现在也可以倾听内心真实的渴望,不需要走大众认为对的路。
墩墩仍在努力摸索这种平衡。过去两个月,她自己给自己定了OKR,在自由的时间里,把“个人”和“系统”的部分做一个平衡:她主动执行早9晚6的工作时间,早上起来先运动一个小时,再骑车半个小时到公司上班,用原来习得的工具帮助自己更好地规划现在的工作。
而在大家都能一起放假的周末,对墩墩来说是宝贵的两天,让她能以每隔5天的频率见到自己旧轨迹上的老朋友。
“我并不想回到那个系统里面去,只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异类,需要看看系统里的‘正常人’在做什么,像是有一个标尺一样,会让我更安心,也更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