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关店一万家：被年轻人抛弃的“KTV”，消失在时代洪流中

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甚至来不及说再见，就已成为昨日黄花。

继溜冰场、网吧、电影院之后，曾经炙手可热的KTV，也走向末路黄昏。爱企查信息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搜索企业名/注册号、经营范围含“KTV”的企业，开业状态的仅余近6万家，现已吊销、注销的企业超4万。

▲图/爱企查

要命的是，曾经KTV的消费主力，也在渐行渐远。央视财经报道，受疫情影响，KTV娱乐业今年整体客流量下降严重，中老年取而代之成了KTV白天场新顾客群体，且几乎不会在店内消费。

从巅峰到没落，KTV的退潮，更像是种缩影。没有哪个行业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唱歌这件事，或许是难以割舍的娱乐方式，但KTV却已不再是必然选择。

时移世易，物是人非，怎一声叹息了得。

1988年的夏天，中国北京迎来第一家卡拉OK歌厅——“你歌卡拉OK厅”。

这种崭新的娱乐方式，很快点燃了人们的激情。夜生活由此改变，原本习惯早早入睡的人们，不再甘于平淡。迫于群众高涨的需求，北京市文化局原本规定歌厅的营业时间不得超过0点，后来逐渐放宽到凌晨两点，经过特批甚至可以开到凌晨三点。

据北京市文化局统计，截至1993年9月，北京市共有注册歌厅282家。那时的卡拉OK火到什么程度，饭店里有，酒楼宾馆里有；街面上有，胡同里有；有的地方甚至连粮店、菜站都改成了卡拉OK歌厅。

不得不说，卡拉OK的盛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改革开放后，港台流行音乐传遍大江南北，四大天王、小虎队、左麟右李等歌星频出，金曲不断。日渐丰富的娱乐生活里，人们渴望一展歌喉，抒发个性。

随着卡拉OK厅的设备和服务逐步完善，事态在潜移默化中变味。早期的大厅式卡拉OK换成各种豪华包间，配上了空调和电视，还有各种酒水、小吃。

这类包间通常设有最低消费标准，一晚上消费几百上千是常态，原本接地气的卡拉OK厅，成为只属于有钱人的高消费场所。

据1995年的报道，有位张先生在北京东四南大街的一家夜总会唱卡拉OK，结账时共消费了1314元——2听可口可乐76元，一瓶矿泉水28元，一听啤酒45元，一壶红茶78元，一个果盘198元，外加15%的服务费以及包间费。

要知道，当时北京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79元左右，走高档路线的卡拉OK们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1995年4月，北京豪华歌舞厅的上座率已不足4成。

在这个微妙的节点，台湾量贩式卡拉OK品牌“钱柜”落子上海。所谓“量贩”，指的是透明、自助和平价的消费方式，强调薄利多销。

在钱柜，不但没有小费，明码标价，还有更全的曲库，更优质的服务，更时尚私密的场地。此外，钱柜还提供超市自助式购物，甚至配备自助餐，既满足了娱乐需求，又照顾了面子里子，对比卡拉OK厅，堪称降维打击。

此后，钱柜所向披靡。盛名之下，钱柜月收入超过千万，预订电话永远爆满，即使是工作日晚间，也座无虚席。到后来，只要是钱柜开业的地方，必然是城市里最繁华的地带之一。

同样“出圈”的K歌之王，股东中包括陈奕迅等诸多明星。上海店开业当天，陈冠希亲临现场，向华强夫妇、陈小春等公开送上祝福，风头无二。

据统计，2008年～2011年，我国KTV企业数量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到2013年，全国量贩式KTV已达到9920家。其带动的酒水、小吃、消耗品、音响设备等相关市场规模总计4000亿人民币，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

在80、90后的青春里，几乎都有关于“KTV”的美好回忆。前台一起商量订什么包厢，订多长时间，大家再一起凑钱付款，一切充满仪式感。

而这方包厢里，也承载了太多的“众生相”。有人在这里碰杯庆祝；有人无所顾忌地落泪嘶吼；还有人在这里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爱情。

谁也不曾预料到，欢歌笑语中，危机竟不期而至，高光之下，已是暗流涌动。

一切并非没有征兆。

KTV炙手可热的时候，地产行业也在高歌猛进。2014年前后，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三、四线城市，商铺租金都相应地水涨船高。

作为一种重资产、高人工的行业，像温莎、好乐迪、魅KTV这类大型连锁品牌，一般会选择核心的商业区，面积动辄就是两三层、几千平米，租金压力可想而知。

不但如此，KTV的场地每两三年就得重新装修一次，装修成本也不容小觑。魅KTV的创始人吴海曾表示，2020年月支出的租金占经营成本的33%。而在4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5%。

雪上加霜的是，2015年，团购APP拼低价来争夺市场，掀起了O2O大战，KTV行业陷入白热化竞争。

各家KTV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有8元唱3小时，不限时间段的；有22元可以包唱通宵的，价格低得击穿底裤，经营状况日渐式微。有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年，KTV的价格几乎就没涨过，不仅没涨，还要比前两年下降50%左右。

从2015年开始，钱柜在北京的首家门店“朝外钱柜”宣布关门，这个曾在2008年靠着18家店霸占内地市场的品牌，到此时只剩最后5家。同年，万达集团旗下的KTV品牌“大歌星”也黯然离场，倒闭潮随之扩散开来。

然而，噩梦还远未结束。2016年以来，迷你KTV在资本的加持下“野蛮生长”，新的消费场景，较强的参与感，以及更低的消费门槛（单曲3元，唱1个小时才18元），进一步分流着本属于KTV的消费群体。据《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传统KTV数量直接下跌了60%。

再者，抛开KTV本身，唱歌也是一件需要门槛的事，换句话说，这并不是所有人都乐在其中的项目，尤其是对于那些唱歌不好听的人而言，只能成为附和拍手或埋头看手机的“边缘人”，感到满足的，是为数不多的“麦霸”们。

针对这种硬伤，线上K歌平台“唱吧”和“全民K歌”等异军突起，不仅海量歌曲免费，还能根据用户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混响效果，相当于给声音加滤镜，人人都可以是歌唱达人。两者一对比，KTV的优势荡然无存。

▲图/艾瑞咨询

而版权的维权动作，也让KTV的经营举步维艰。2014年，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展开了密集的维权行动，一年之内诉著作权侵权纠纷过千件，按照当时KTV市场总规模为800亿元，收取1%的版权费推算，音集协最多可收取到版权费用约8亿元，KTV的成本支出又添上了沉重一笔。

2018年10月，音集协在官方网站发出《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公告》，要求各VOD（视频点播）厂商和KTV经营者在10月31日前撤下6600余首KTV经典曲目，无异于晴空霹雳。

2021年8月，文旅部对卡拉OK音乐内容发布新的管理意见，愈发严格。如今的流量歌曲，版权大多在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等巨头手里，线下KTV要上新歌，必须先支付不菲的版权费用。

浮浮沉沉中，疫情的出现，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去年，北京“K歌之王”的公开信引发热议，这个人均消费超过两千，让王思聪一晚豪掷250万的高档KTV，在疫情期间，仅支撑了两个月，就称“成本扛不住了”，决定与全体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至此，KTV的光环尽退，曾经的“潮流”象征，徒留一地鸡毛。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并非没有想过自救。2017年，昆明春城路的温莎KTV升级改造，一个名为“W K-Bar”的KTV业态问世，包房装修类似一个个小型清吧，室内以氛围灯为主，装修主体与风格都各具特色，整体给人类似黑暗古堡的感觉。

2018年12月，好乐迪KTV把淮海路的门店改造成了“音乐+火锅”，在下午的5点至11点营业。

但消费者对此并不买账。在大众点评上，吐槽之声不绝于耳，除了价格贵、上菜慢、味道一般，还有服务差劲，连基本的白开水都无法主动提供，多数人表示不会再来第二次。

从结果看，火锅不但没有拯救原来的KTV生意，甚至还影响到了原有的客流。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一家外卖火锅的KTV内，4人火锅套餐总共需要790元，而同等菜品若到火锅店吃，仅需300元左右，加上售价240元一打的啤酒，除去几十元的包厢成本费，粗略估算下来，商家多赚取了近30%的利润。

画风跑偏后，各地陆续出现了足浴KTV、火吧KTV、烧烤KTV等多种多样的跨界方式，但隔行如隔山，成功者仅是寥寥。

从头回溯，KTV行业走下坡路，是房租、人力、产业环境、消费习惯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KTV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是因为它恰逢其时地将大众拉入了娱乐之中，给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娱乐体验感。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日新月异，使得个人娱乐不再依托于特定场所，就像人们不必再去网吧玩游戏，不必只去棋牌社找乐子，自然也不必非得去KTV唱歌，其需求的唯一性不复存在。

再者，移动K歌APP的更新迭代极快，不只是满足于简单的唱歌需求，而是不断开发着新的赛道和玩法，衬托得KTV黯然失色。

而新消费趋势下，年轻人又有太多选择胜过KTV。脱口秀、密室逃脱、狼人杀，随便哪一个拎出来，都比闷在KTV里唱歌要有趣得多。尤其是近年来大热的“剧本杀”，全国店面已超过3万家，KTV再难用大一统的方式垄断市场。

不进则退，作为最早一批的娱乐项目，KTV这么多年经营模式几乎没有变过，老本吃完，受到冲击并不意外。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事实上，线下KTV依旧是个大市场，据《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2019年KTV市场规模高达1034.4亿元，占音乐产业总值的26.18%，仍处于细分规模第一的位置。

KTV要想重拾机会，突破和转型迫在眉睫。比如拓展娱乐内容，广泛吸收热门游戏类型，打造一站式综合娱乐体；亦或开辟出大、小型包厢，以满足大型聚会、私人派对等不同需求，从而分摊经营成本，但这些模式能否走通，都需要进行验证，并非一日之功。

不管结果如何，留给KTV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参考资料：

1.DT财经《中国KTV消亡史：不去KTV的年轻人都在玩什么？》

2.华商韬略《谁杀死了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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