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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王们的战争与落幕

时间:2021-12-30 17:57:47       来源:钛媒体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87年,商业部原部长的女儿去武汉商场,花49.5元买了一双新皮鞋。

但没想到,这双鞋子才被穿了一天时间,鞋底就脱了胶,据说鞋子是温州人造的,而没过多久,部长作为温州现代商业文明论坛主席去了温州。

在论坛上部长当作玩笑聊起了这件事,台上的他侃侃而谈,台下坐着的人却听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他特意澄清了,那双鞋不是温州鞋,经过查证,这件事跟温州人没什么关系。台下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但这口气终究没能松多久。

因为两年后,一个东北女孩给未婚夫买了双温州皮鞋,才穿两三天就在结婚宴席上开了帮,低头一看,鞋帮里塞的竟然是马粪纸,一怒之下两口子直接将这双破鞋寄给了当时的温州市长:

“温州人拿这种劣质皮鞋坑人,当市长的脸红不红?”

就在温州皮鞋市场陷入这场舆论风波的时候,陈东敏却带着大东闯了进来,扬言说要刷新外界对温州皮鞋市场的认知。

邓耀的百丽也在深圳开办了工厂,对内地鞋市场虎视眈眈,而福建晋州等地也冒出了一批鞋企——丁世忠的安踏、陈贤民与张文怡的达芙妮、林和平的富贵鸟、林天福的贵人鸟。

这些鞋企在后来给中国鞋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如同中国鞋都到底姓“温”还是姓“晋”这个问题一直争争不休一样,他们也一直在争夺中国鞋王的王冠,谁也不让谁。

只是在这场长达几十年的漫长竞争中,有人依然坚挺,有人被淹没在硝烟,有人暗淡退场,有人出局后还想卷土重来。

创立与开始

陈光敏与丁世忠两个人,曾经在命运的分叉口有过一次“偶遇”,那是在两人17岁的时候。

丁世忠是福建晋江人,他父亲乘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股春风办了个鞋作坊,天天坐在家里等人上门拿货,但他觉得卖东西不应该等着客户上门,必须要走出门去销售,于是就带着600双鞋去北京卖,想闯出一番天地。

事实证明,他的确变成了一个混得还不错的北漂,不仅把鞋都卖了出去,还在商场租了柜台专门搞晋江鞋批发。

生意是做起来了,可丁世忠始终有个疑问:明明都是晋江产的鞋子,为什么贴上青岛双星的牌子能卖100元,自家的晋江鞋只能卖20元?

答案自然是品牌。

就像海尔张瑞敏所说,如果你是品牌,你就可以卖大价钱。于是丁世忠直接卷起铺盖回到晋江,创办了自家的品牌——安踏。

陈光敏也是在17岁的时候就离开温州,过起了走南闯北的生活。

他去鞋店给人当学徒,当完学徒又跟着堂哥去养蜂,养完蜂又回到温州批发卖鞋创办大东,之后又跑到郑州、武汉、石家庄、北京开店卖鞋。

云南、四川、安徽、江苏、山东、内蒙古、河南、河北、浙江等这些地方,天南地北都有他的脚印,以至于到现在,陈光敏都对那段经历无法忘怀。

1995年,被称为“中国鞋服制造基地”的福建石狮走出来一款套包鞋,在市场卖得很火。

陈光敏发现,这么火的鞋竟然只有男款,而恰恰女人的生意是最好做的,女人对鞋的渴望也很大,香奈儿创始人就曾毫不避讳地说过,她可以全裸见人,只要她穿了鞋子。

于是陈光敏直接把这款鞋改成了女款,推向市场,大东也因此顺利走上了中国女鞋的赛道。

陈光敏应该好好感谢林和平,因为那款套包鞋,是林和平的富贵鸟做出来的。

林和平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人,1982年他就被村里农业社的成员们,一致推举成为厂长,没过几年他拿着4万块钱,召集19个堂兄弟创办了石狮市旅游纪念品厂,卖凉鞋、拖鞋。

1989年,旅游纪念品厂进行重组,19个堂兄弟剩下4个,而这4个人又一致推选林和平当领头人。

但此时的林和平不想再卖凉鞋了,他把目光聚焦在真皮休闲鞋上,开始做起皮鞋的生意,成立了富贵鸟。

结果证明,林和平的选择没有错,因为在套包鞋大火的前两年,他的富贵鸟就已经被国家质检总局、皮革工业协会等机构联合评定为首届中国鞋王。

也正是在这一年,林天福在晋江创建了一家公司,向国外出口运动鞋。那个时候,他还不想做自主品牌,他只想随大流,与众多本地鞋厂们做代工与贴牌生意。

不过林天福渐渐有了野心,随着代工与贴牌生意越做越好,到2002年的时候代工的生产方式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于是他注册了贵人鸟商标,开始走品牌路线。

跟林天福相似,陈贤民最初也是做鞋子代工生产。他走上创业之路是在1987年,与他的大舅子张文仪在香港成立永恩集团,即达芙妮的前身,以代工为主。

众所周知,香港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而为了压缩成本,陈贤民将达芙妮的工厂的建在了福建莆田——既能把鞋子出口到美国,又能低价在内地得到劳动力与材料。

就像支付宝最初出现只是为了解决淘宝买卖双方的信任难题,达芙妮在内地售卖只是为了解决外销存料的问题。

当时做出口生意产品周转速度偏慢,导致达芙妮的许多鞋子都推在了仓库,为了解决库存,陈与张干脆将堆积的鞋转内销拿到内地去卖。

一个不小心,就卖出了一个鞋业帝国。

出身于香港的邓耀也是因为成本问题,才跑到内地找工厂代工。那段时间,邓耀成本在香港与内地来回奔波,把香港的设计拿到内地鞋厂代工,再把成品带回香港销售。

成本是压缩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产销周期太长,而这很难适应香港市场需求的变化。

邓耀知道,香港与内地比起来,是弹丸之地,而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他脸上,为了破局,他直接暂停了百丽在香港的销售,到深圳成立百丽鞋业,开始全力发展内地市场。

一个赛道,六个人,一场无声的较量,开始了。

竞争与高光

邓耀与陈贤民的竞争,最为直接和激烈。

千禧年,一个渠道为王的年代,消费市场购买渠道单一,电子商务还未发展,互联网泡沫破灭,资本寒冬席卷全球。

不少互联网企业没能熬过去而走向灭亡,而与互联网相反,鞋企们开启了对零售的变革,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圈地运动——不断地开店,不断地抢占市场份额。

邓耀的目标是全国的百货商场,在旁人的眼中,他是以一个垄断者的姿态带着百丽进驻各大商场,他近乎疯狂的想要霸占商场的每个最显眼的展柜,不给同行留一点机会。

这种疯狂,市场最后用一句话完美总结:只要有百货商场的地方,就有百丽的身影。

陈贤民与张文仪则极力避开了商场,把重心放在了街店。从2002年开始,他们两个人就带着达芙妮迅速在二三线城市开店,扩大占有率。

他们找到一条捷径,近可能多的将店开在肯德基、必胜客附近,“白嫖”这家全球最大餐饮集团百胜带来的庞大人流量。

2004年,陈张两人对外称:现在中国市场每五双品牌女鞋,就有一双来自达芙妮。

正是在这一年,张文仪利用虚假土地买卖骗钱,并且卷钱跑路,直到2007年被捕入狱。

虽然张文仪事件对达芙妮在资本市场的风声带来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在陈贤民将执掌大权交到自己外甥陈英杰手上后,就被消除了。

2009年,在陈英杰的主导下,达芙妮引入著名私募TPG,而在TPG的建议下,陈英杰收购了富珍国际60%股权,进入中高端女鞋市场,直接百丽腹地。

这两家一个说是女鞋业的奔驰,一个说是女鞋业的宝马,但两家都是越战越勇。

邓耀带着百丽在张文仪入狱那年去港交所成功上市,2010-2012年平均一天就要开一家新店,市值在2013年一度超过1500亿港元,成为当时上市民营企业中,仅次于百度和腾讯的中国最大鞋履零售商。

而陈贤民也不弱,那些年请代言、将达芙妮运营模式出成书、外甥陈英杰迎娶张国立与邓婕的干女儿韩雨芹等事件,都让达芙妮的话题与热度只增不减。

2012年巅峰时期,达芙妮的门店数高达6881家,是扩张第一年的9倍。

他们当时谁也没把陈光敏放在心上,因为相较于这两家鞋业的体量与知名度,陈光敏的大东只不过是一家小作坊

陈光敏这个人,最会扮猪吃老虎。

他不与邓耀直接起冲突,而是学史玉柱,跟着史玉柱的步伐几乎同时启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一个脑白金,一个卖鞋。

陈光敏也不与陈张两兄弟直接竞争,他把鞋子的价格定的很低,然后挨着达芙妮开店,坐享达芙妮鞋店带来的流量。

毕竟购买力是向下兼容的,你可以让有钱人去买低价的东西,但你很难让没钱的人去买高价的东西。于是乎,大东鞋业的总经理还说出了“没有达芙妮就没有大东”这样的话。

比起陈光敏,林和平更能让邓耀他们警觉,因为他手中的富贵鸟与百丽、达芙妮并称为中国三大休闲品牌。
林和平想做一个大公司,并且是国际知名的大公司,富贵鸟成立之后,他开拓了皮带、皮包、行李箱市场,以及女鞋市场。

在百丽达芙妮大东疯狂开店的那几年,林和平带着富贵鸟横冲直闯,左手请前中国国家女排教练陈忠和、演员陆毅为代言人,右手在全国范围内疯狂开店至3000家,消费者给富贵鸟取了个外号“县城男鞋扛把子”。

“扛把子”在2013年迎来高光时刻,不仅跻身全国休闲鞋制造商第三名、品牌鞋制造商第六名,还在这一年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上市第一天,股价就一度冲到8.9港元/股。

紧接着第二年,林天福也带着贵人鸟上市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林天福不想落后于人,尤其不想落后于连取个品牌名字都跟他如此相似的林和平。

不过林天福不一样的是,他的贵人鸟重心在专业体育运动领域。

为了让贵人鸟打响知名度,他与中国国家总局合作,成为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台球队、保龄球队等8支球队的唯一赞助商,赞助现象级选秀节目《快乐男声》,拿下美国的赞助,让美国篮球梦七队都穿上了它的运动装备。

2008年,林天福请来刘德华代言,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行,贵人鸟彻底火了,此后的两三年里,它在全国每天新开3家实体店,门店数量从从1847增加到5057,营业收入从6亿高涨到26.5亿。

丁世忠自然不肯定认输,在市场上,大家都喜欢把林天福的贵人鸟与他的安踏放在一起比较,但他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我从小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好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一种比别人更强的好胜心。”

为了成功,他会很冒险的去下赌注。比如1999年他力排众议,拿出安踏年利润的20%请运动员孔令辉为安踏代言,而为了造势,他拿出了安踏利润的四分之三去央视砸广告。

没有人理解,但他就是赌赢了——2000年孔令辉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冠,一时间孔令辉变成国人眼中的英雄,其代言的安踏,自然也成了香饽饽。

品牌知名度的拉升,直接带动销售的增长,让安踏的营业额从几百万上升至2000多万,又从2000多万突破2个亿。

为了得到生意增长的密码,他也从不放弃去拜访竞争对手的机会。比如2010年他就曾去拜访百丽与达芙妮,了解百丽的供应链是如何运转起来,从而对市场能迅速作出反应,了解达芙妮是如何用8年时间实现零售运营的系统转型。

2000-2013年期间,这六个人六家鞋企纵然明里暗里都在比较、争夺市场,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开店、赚钱、上市。

但他们中的某些人没想到,暴风雨会来得那么快。

转折、外患与内忧

2013年,丁世忠在微博中说,闭着眼睛都挣钱的时代结束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安踏2013年的服装营收第一次超过了鞋类营收。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安踏从成立之初就是要做一个能走出国门的鞋类品牌,做中国的鞋王,可是衣服竟然比鞋还好卖。

此时的时代背景是,在经历了前十多年的野蛮扩张后,企业间的价格战直接导致产业利润率的下降,同时一系列原材料、水电、厂房租金等成本也在持续上涨,“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显然已经无路可走。

更关键的是, 2012年前后,淘宝、凡客诚品、京东、唯品会等聚合平台型电商正如日中天,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电商崛起,给线下实体店带来了致命冲击。

宗庆后与董明珠在CCTV《对话》栏目中就曾炮轰电子商务伤害了中国实体经济,所以等邓耀等人回过神的时候,淘宝上已经布满各种便宜的品牌。

魔幻的是,2015年似乎成为了所有人命运的岔路口:

到2017年,两年时间百丽净利润下滑了55%,财富蒸发了近一半;达芙妮出现历史上的第一次亏损,此后5年时间,达芙妮年均关店数目高达1256家,大家都叫它“关店王”;

富贵鸟第一次出现净利润下滑,2016年直接宣布停牌,一停就是三年,而这三年期间富贵鸟的营业额与利润跌跌不休——从年近30亿的营业额跌到不足5个亿,净利润直接由盈转亏。

贵人鸟的雷也是2015年埋下,林天福似乎变成了购物狂,一直在疯狂买买买:投资虎扑、康湃思体育、湖北杰之行、名鞋库以及西班牙的一家足球经纪公司,将AND1在国内的独家运营权收入囊中、收购星友科技的游戏公司。

甚至要不是上交所叫停,他已经用27亿的高价买下了威康健身。于是横跨多个行业的贵人鸟在2018年出现了亏损,营收也开始下降。

外部环境或许是直接影响因素,但里子原因也至关重要。

邓耀曾经试过自己做电商购物平台,创立淘秀网和优购网,甚至挖来了京东的徐雷和凡客诚品的张小军,前者当CMO,后者做COO。

但刘强东放不下徐雷,徐雷在百丽工作的那几年,刘强东没少找他喝酒聊感情,劝他回京东。

果然,没多久徐雷就回去了,张小军也离职了,百丽也因为不重视自建电商平台,失败了。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百丽缺少设计基因。这几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而在当下90后为消费主力军的时代,这是要命的。

就连邓耀的左膀右臂——盛百椒都承认百丽没有潮流意识,他说,有一次他乘电梯时发现,20个人里只有两个人穿正装鞋,其中一个还是自己。

要知道,百丽就是以生产正装鞋为主。

达芙妮也拥抱过电商,它与天猫京东唯品会等平台都达成过合作,但它犯了个战略上的错误,即与百度一起投资电商平台“耀点100”。

根据陈贤民回忆,那个时候为了全力支持“耀点100”的发展,达芙妮关闭了京东、乐淘和好乐买等优势分销渠道。

可惜,耀点100失败了,达芙妮押错了宝。达芙妮还有个硬伤,就是陈张两家家族内斗。

家族企业一般来说,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走的比较好,因为大家的心是一起的,都想把公司做大做强,所以气都往一个地方使,可当企业做大以后,每个人都不再隐藏人性的恶,都会成为自私的化身,想要吞噬更多的权利与利益。

陈贤民与张文仪表面是亲戚,实际上为了利益两个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比如在集团刚上市后的一次董事会,两人就因为决策方向差点打起来。

而达芙妮也换了很多次帅,从陈贤民、张文仪共同管理到陈贤民淡出权力中心,再到张文仪被捕入狱陈贤民外甥陈英杰上台,最后到陈英杰下台张文仪两个儿子掌舵,一旦集团遇到了危机或者难关,权利之争就会上演。

富贵鸟最大的问题,是寻求转型的时候,进入了太多危险且不熟悉的行业,比如投资P2P平台、投资矿业、房地产等。

林和平可能不会想到,P2P企业后来会暴雷,而富贵鸟也会因为这个P2P梦而身陷债务纠纷,以至于其联合创始人林国强的子女直接宣布放弃继续所有财产。

林天福买买买过后,终于发现贵人鸟在亏损,于是他开始卖卖卖回血,同时线下关店,可贵人鸟的问题在于,林天福是一个好的老板,却不是一名合格的掌舵者。

林天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的很多观念都停留在早年的一些经验、判断或认知上。

他舍得在订货会上请所有人吃五星级酒店的龙虾,却在是否花几千块钱做平面设计这种关键事上犹豫不决,并且在内部决策中奉行“一言堂”。

即使团队已经有了一个方向,林天福还是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破产、重组与未来、希望

塞加内曾经说,如果你不知道航行的方向,什么风对你来说,都不是顺风。

而没有顺风,就容易翻船。

2019年,在停牌三年、盈利下跌、负债高企的情况下,一代鞋王富贵鸟宣布破产。

当时有一个传闻是,还不上钱的富贵鸟甚至打算用鞋子来抵债,在中国证券的报道中,富贵鸟的债权清偿方案是,100元的债能换来1.11元现金和1.63元的购物券,债权人可以在取得购物代金券3年内按票面额到指定门店消费提货。

同样是这一年,股市上与市场开始流行一句话:富贵鸟、贵人鸟、报喜鸟,股市里没有一个好鸟。

林天福也不好过,2020年贵人鸟的主题曲是被追债,它的市值从巅峰时的400亿缩水到14亿,林天福也变成负债34亿的老赖,这距离他成为泉州首富,不过短短几年光景而已。

如今,贵人鸟的办公核心已经从厦门搬迁到晋江,回到最初开始的地方,林天福也把接力棒交到了儿子手上。

今年4月份,贵人鸟破产重整计划投票通过,这意味着贵人鸟迈过了一道坎,林天福一直对他的儿子说,未来两到三年时间,一定要把公司失去的这些声誉、名声重新要再找回来。

林天福骨子里,还是想做回中国鞋王。

百丽在2017年就私有化退市了,邓耀当时选择套现离场。

而在高瓴私有化百丽的过程中,邓耀先生说:“我不在乎是否退出,也无意于钱,我在乎的是公司是否能与更好的合作伙伴一起,带领百丽国际10多万员工凤凰涅槃,重获新生。”

高领创始人张磊听了以后,都哭了,没有人会否定邓耀对于百丽的意义。

后来百丽在张磊的运作下数字化转型,与这个时代接轨,2019年百丽旗下子品牌滔搏国际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开盘市值超600亿港元。

而在今年唯品会一次超级大牌日活动中,百丽一天销售额便达到5500万,同比大涨120%以上,创下历史新高。

也许百丽王者归来了,但是邓耀的身影却找不到了。

达芙妮在2020年,就关闭了超过三分之二的线下门店,并宣布彻底退出中高档品牌的实体零售业务。陈贤民很后悔,他在公开发言中说:“如果能重来,我可能还会多做十年再退休。”

可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现实很残酷,资本都已经远离了达芙妮。

即使今年达芙妮试图进入运动鞋领域,也不被资本和市场看好,因为这个领域早就已经饱和且竞争激烈,那是属于丁世忠与安踏的战场。

在这场鞋王们的竞赛中,丁世忠跑到了最后,也并不代表他赢了。

安踏近几年一直活在“究竟是安踏的FILA,还是FILA的安踏”质疑声中,因为从其财报看,FILA在2020年的营收已经超过了主品牌。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安踏连续五次被海外知名机构浑水做空。

如果邓耀,知道FILA中国如今变成了安踏掌门人丁世忠手中的一张绝佳王牌,不知道在12年前,还会不会将FILA中国卖给这位竞争对手。

而在女鞋市场,陈光敏表面看来似乎稳操胜券。它的大东如今年销售量1亿,年入50亿,全国开店9000家,几十个工厂与2万多个员工撑起了它的鞋业帝国。

但他与大东是中国鞋界,最具争议的企业与人。他的争议在于,从商业层面来说是成功的,但是在业内人士及外人看来,它很low,并且是low到爆。

此前在某省鞋业设计师协会群里,一群知名专家、高端独立设计师、温州鞋厂老板,还有行业人士甚至曾展开过一场对于“大东鞋业低价模式”的舌枪论战。

有人说:大东模式,低价竞争,死路一条。还有高端独立知名设计师说:大东只是个卖垃圾的,甚至连垃圾都不如,因为垃圾是可以回收的,那些垃圾给环境造成很大污染。

陈光敏当然需要带着大东变革,对于大东来说,它的变革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尤其是品牌升级,高端品牌往低端市场拓展不难,可低端品牌想往上爬就比较困难。

很多企业都在变革中死掉了,大东能不能成功,陈光敏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邓耀,还得打上一个问号。

中国鞋业的市场空间依然是巨大的,这点无可质疑,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皮鞋生产国和出口国,更是全球最大的鞋类消费国。

未来,谁能坐上鞋王的位置,并且一直保持不变,谁也不知道。成功易守功难,陈光敏、邓耀、陈贤民、林和平、林天福以及丁世忠都成功过。

最后守下来的,目前也就两个而已。

参考资料:
《巨头又离场,曾经最具统治力的他,终没低过马云反复强调的新时代》——华商韬略
《富贵鸟CEO林和平:拼配腾飞的故事》——中国童装网
《一代“鞋王”达芙妮,落幕了》——i黑马
《家族内斗、三次变革、亏损关店……“中国鞋王”达芙妮的陨落往——创业最前线
《贵人鸟「归来」》——懒熊体育

关键词: 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