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加入“催生”队伍，能解开当下人口困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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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生育需求正在走弱。

以北京为例，《北京人口蓝皮书（2018）》显示，北京市人口出生率1991年降到1%警戒线以下之后，再未超过这一比例。

1998-2006年期间在最低水平0.5%左右徘徊。开放二胎后的出生人口数据仅在2017年短暂上升，之后一路下滑。

“催生”信号一直都在。2015年10月，二胎政策被全面放开。2021年5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少子化”现象引发担忧，5月底，三胎政策面世，“三胎概念股”霸屏A股市场。

2022年关于“催生”的第一枪也被打响。2月21日，北京市宣布将门诊治疗中常见的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新政将在3月26日落地。

这16项辅助生殖项目都做一遍，总金额为2.75万元每人。

医保“买单”后，原本“不想生、没钱生、没时间生”的育龄人群会不再躺平吗？对那些想生却生不了的育龄夫妇影响又会有多大？

早在2021年9月，辅助生殖进医保这事就早有迹象。国家医保局在回复人大代表时曾表示，未来会逐步将医保能承担的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

不少网友调侃，“国家不关心我有没有对象，他只关心我生不生孩子”。

备受瞩目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平均每个家庭不到3人。过去1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而1990—200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7%。也就是说，当前的人口增长率，还不及30年前的一半。

即使在2013年提出“单独二孩”、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激励下，新增人口的数量与速度仍不尽人意。二孩政策刺激了2016年新生人口达到十年峰值，2017年生育余温仍有延续，但随后3年却一路下滑，2020年更是同比下降18%。

知名经济学家蔡昉撰文指出，妇女受教育程度、避孕手段的可得性，可以解释80%生育率下降的原因。这两方面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此客观上既不会逆转，主观上也不应该逆其道而行之。

这意味着只能在剩下的20%因素当中想办法。而因受到环境污染、生存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人的生育能力也大幅下降。2021年以来，辅助生殖概念股随着社会话题、人口热点几度走高。

在《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的统计中，超过 20%不孕夫妇需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RT）。作为参考，剔除15-20%的代孕后，美国的辅助生殖渗透率为24-25.5%，而中国目前仅7%，还存在着较大提升空间。

以目前辅助生殖领域最为大众所熟知的试管婴儿举例，单次取卵周期价格约在3-4万元（各地区价格略有不同），鲜胚成功率是50%至60%，冻胚是40%至50%，一般需要3个治疗周期才能成功活产，35岁以上女性有可能需要更长的治疗周期。

此次医保出手，对于很多对“抱娃”跃跃欲试的家庭来说，可谓正中靶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90年至2017 年，我国孕龄妇女平均初孕年龄推迟了3年多，从23.4岁延长到26.8岁。而2019年，上海户籍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就已达到30.29岁。

2013-2018年结婚登记女性的年龄占比中，35岁及以上非最佳育龄妇女的占比正逐年增加。

一旦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期，就有可能面临“想生也生不出”的困境。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张羽医生指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段是23-30岁。男性生育的黄金年龄在25-30岁之间，临床上35岁及以上妊娠的产妇皆被归为高龄产妇。

年龄是一道生育的闸门，不论男女，生殖功能在35岁之后的极速老化就像树枝突然折断垮掉一样。年龄越大，不孕不育的风险越高，医学界将35岁后生育力下降的情况称为“折棍现象”。

不孕人群的迅速增长，为辅助生殖行业创造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原本被认为服务少数人群的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概念直接被带到了聚光灯下。 不孕不育的治疗路径主要有 3 类：常规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当经过药物和手术治疗后仍无法实现自然受孕时，辅助生殖是不孕不育的最终诊疗手段。

辅助生殖由两种技术组成：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F）。体外受精即为人所熟知的“试管婴儿”，妊娠率能够达到50%左右，远超其他治疗手段。

2014-2018年，中国辅助生殖市场规模从140亿元增长到252亿元，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3.6%，根据开源证券研究所推算，2018-2023年的CAGR为9.64%，至2023年，辅助生殖市场规模有望增加到400亿元，长期有望突破千亿。

由于中国辅助生殖市场监管严格，牌照申请难度很大。试管婴儿牌照的申请，不仅对医院等级、 医院负责人职称有要求，还有业务量、医生、实验室人员、周期数、妊娠率以及人员设备情况和场地大小的标准。一家辅助生殖机构从建设开始，到试运营一、二代试管婴儿、再校验，总共需要经过 10 年左右才可以申请第三代试管婴儿。

2018年，国内共有 396 个辅助生殖中心提供试管婴儿服务，与其它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分布相似，辅助生殖中心资源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

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每 300 万人应规划设立一家辅助生殖中心，然而现存数据显示，全国有15 个省市存在配置缺口。人口大省之一四川缺口最多，达到 15 家，安徽缺口 7 家，甘肃缺口 5 家。相反，一线城市和经济更发达的东部、南部地区存在超配的情况，其中，广东超配18 家，北京、上海超配 11 家。

目前国内90%以上牌照为公立医院所有，私立机构占比不到10%。因此，集中了越多三甲医院的一线城市，也就集聚了越多高端辅助生殖资源。西北、西南等生育意愿较强的地区，由于缺乏辅助生殖医疗资源，患者只能选择跨省至一线城市治疗。

“生不生”这个话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登上一次热搜。

与此同步出现的是“城市深度老龄化”、“延迟退休”、“优化生育”等随之而来的人口困局。

生育不是解决当下一系列人口、环境、发展的唯一途径，但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目前，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3，即使是调查中的生育意愿也仅为1.8，远低于能使人口稳定的更替水平2.1。

2013-2018年结婚登记女性的年龄占比中，35岁及以上非最佳育龄妇女的占比正逐年增加。 知名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健道」表示，当初紧缩型人口政策的模型中，忽视了生育年龄大幅延迟这一变量，这是当下人口困局的主要原因之一。

女性的不孕症随着年龄增加发生率加速上升，从20-25岁的6%，到40-45岁高达64%。而对于男性来说，30岁之后，精子质量和生育能力都会下降，年龄越大，影响到精子发育的因素就会越多，不孕不育、出生缺陷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提高。统计发现，超过40岁的男性生育出畸形儿的机会较40岁以下的男性高出20%。

数据也显示，晚婚晚育与不孕不育增加的趋势高度重合。2012年中国人口协会发布报告称，我国育龄人口有12.5%不具备生育能力，较1984年增长了8%。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15%左右，患者总数达5000万，相当于每8对夫妇中就有一对不孕不育。

一边是对生娃避之不及的年轻人，另一边是用尽办法求助于辅助生殖的不孕不育群体。焦虑、喜悦、失望、悲伤等情绪，总是会充斥在对待生命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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