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低代码是“数字中国”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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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从国家政府到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在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产生了强烈共鸣。“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将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包括近两年的中央投资预算中，都有清晰的“数字经济”主线，用来拓展5G应用，加快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建设。

与此同时，企业端的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

无论是为了对冲公共卫生风险，还是建立起降本提效的长效机制，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不过，面对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高昂试错成本，很多市场参与者望而却步。如果有一种解决方案，能够让企业像设计“微信小程序”一样，把业务流程与特定场景生成特定应用，必然能够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进度条。

于是，名为“低代码”的服务平台应运而生。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低代码为何物，先看一个身边案例：

老张两口子的煎饼摊上多了一个二维码。用户扫码后就能进入小程序，轻松完成在线预约早餐、外卖点单等服务。一项简单的数字化能力，让老张生意越来越好。老张不懂代码程序和IT，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小买卖用上了“最聪明的人”写的代码。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拍照上传产品开设自己的小程序电商，把平台里的收入提现到银行卡。

同理，人们在生活与工作中也有很多“用着顺手，说不明白”的认知模糊地带。公司里明明没有机房，却有着近乎无限的存储空间供员工办公使用；手机里的智能语音助手越变越聪明，甚至能完成对特定对象发红包的高端操作。

这些“说不清楚”的认知模糊地带，背后都有一个技术密集型平台或是企业在发挥作用，从而起到让高精尖技术可视化、工具化和普惠化的效果。

低代码也在输出一种类似能力：用专业术语来说，低代码是指无需编码，或通过少量代码就可以快速生成应用程序的开发平台。它能够让没有系统性学习过编程的普通员工，像“搭积木”一样快速编程。

“搭积木”绝不是夸张的描述手法，而是真实反映出低代码平台的商业价值所在。顾名思义，低代码就是把“代码”部分的工作量降至最低。就像前文中提到的案例一样，复杂的代码工作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由服务商的技术团队消化掉，将之融入一块块可视化的“积木”当中。

理解了低代码的本质再看下一个问题：为何低代码在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中广受好评？

答案有三。

一是行业和场景覆盖面足够广。艾瑞咨询的《2021年中国低代码行业研究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显示，低代码平台目前覆盖了制造业、金融、医疗、房地产、零售、餐饮、航空等众多行业的不同应用场景。报告还指出，中小企业由于应用复杂度低、业务流程相对简单等原因，95%的应用场景均可用低代码来完成。

二是落地速度快。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往往是“速度即生命”。低代码提供的速度赋能，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是低代码产品非常灵活，“积木”化的组件可以随时做“加减法”，找到技术与业务的理想融合方式。用“小步快跑”，来克服转型路上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是低代码的“所见即所得”，比起自建IT技术团队，低代码平台提供的功能组件经过“千锤百炼”，几乎不用为稳定性和BUG问题操心，大大缩减了应用落地后花费在软件测试上的时间成本。

三是商业模式足够成熟。目前低代码服务商中的佼佼者，已经有超10年的行业沉淀。其自身发展多是遵循“自上而下”的获客逻辑，产品天花板足够高。比如企业数字化服务商奥哲，经过了10年发展，且60%大客户为中国500强公司。当这些服务经验和技术储备下探至中小企业，自然能够事半功倍。

用通俗的话说，低代码平台让企业以低门槛拥有一支“编程铁军”。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这种高阶能力，你会发现：无论企业规模大小、盈利能力如何，低代码平台都是必不可少的创新引擎。对内，可以针对业务盲区和低效场景以技术手段补全短板；对外，组建信息中台提升产品竞争力。

相信随着实体经济数字化的趋势不断加速，低代码平台将继续成为企业转型路上的“硬核CP”。

低代码的前身叫做“可视化编程”，早在三四十年前就有机构开始探索其可行性。2010年，以色列特思软件公司推出过Tersus可视化编程平台的中文版本。

到2016年时，青出于蓝的低代码声名鹊起，很多初创公司开始融资探索。2020年，行业迎来一次井喷式发展。艾瑞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低代码行业市场规模为15.9亿，且未来5年，行业整体将维持50%以上的复合增长。

面对新风口，低代码赛道争夺战已悄然开始：谷歌推出低代码工具App Maker；微软借低代码平台Power Platform抢滩登陆中国市场；甲骨文公司把APEX低代码开发平台打造为一项云基础设施。国内互联网巨头也在密集落子，钉钉推出低代码平台“宜搭”，腾讯领投了无代码平台轻流的A+轮融资。据36kr报道是今年3个月低代码行业发生的千万级融资事件已有3起，其中还有1起融资规模超亿级。

图源：36kr

众所周知，低代码赛道的本质是一个技术密集型平台。要想组建一支强大的技术研发团队，需要一笔可观的人力资源成本支出。而这一点正是大厂的优势项所在，从这个视角看也就不难理解国内外大厂的争相入局。

不过，随着数字化需求向千行百业不断渗透，不同行业、体量的公司对低代码需求变得“千司千面”。以钉钉为例，截至2021年12月底，钉钉上的低代码应用数超过240万，开发者数量超过190万。

海量低代码应用对应的是长尾化的应用场景。这意味着，只要服务商充分理解企业诉求，合理运用“定制思维”将技术产品化，就能分得一块“市场蛋糕”。尤其是一些专注于与垂直行业的低代码服务商，也能大有可为。

如果没有低代码技术的存在，数字化能力很难“烽火相传”。

数据显示，2021年3月全国程序员平均工资为15189元，工资最高的算法工程师月薪高达近40000元。不仅如此，需求最旺盛的软件工程师等职位，工资水平还在不断上涨。

可见，外界一直在说的“工程师红利”和数字化能力，某种意义上是“大厂特权”。因为很难想象，一家中小型公司能够开出如此有竞争力的薪酬与大厂抢人。再加上，“数字中国”涉及到的IT需求量与从业者数量严重失衡。领先咨询机构Gartner认为，未来五年，系统开发人员和实际IT需求之间有超过五倍的缺口。

长此以往，“最聪明的人”全在大厂写代码，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也就无从走起了。

好在低代码技术的出现，及时为“数字中国”提供了摆渡车。其低门槛、高效率、覆盖广的特点，让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变得触手可及。Gartner的预测称，2021 年全球低代码开发技术市场将高达138 亿美元，65% 的企业数字化应用都将通过低代码构建。

低代码的商业价值在于，“把简单留给客户，把复杂留给自己”。普通员工经过短时间培训后，即可通过图形拖拽、输入参数配置等简易操作，完成应用的孵化。至于那些复杂的问题，全部交由低代码平台背后的团队“黑箱化”处理。这意味着，企业不再需要重金成立一支庞大的IT技术团队，更不需要从0到1大费周章做软件开发。

事实上，低代码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精细化：建立一个强大的综合型IT部门，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可供所有企业访问的超级节点。既实现了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分发，又能低成本助力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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