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热推荐：天下“苦”ESG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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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是否真正有助于塑造可持续商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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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统一清晰的框架，给ESG的商业实践带来了哪些问题？

基于ESG理念的投资倾向性，是否反而助长了非ESG企业获取收益？

ESG理念的愈加流行，是否会导致企业边界过分扩张侵入了社会生活？

自ESG概念被提出以来，全球各界围绕其展开的争议从未停止。近段时间，一些基于宏观国际形势和经济背景下的投资结果，也表明ESG概念确实引发了某些问题的存在，并因此扩大了这些争议的范围和深度。

ESG概念最早于2004年被提出，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邀请了数十家世界顶级投资机构的CEO，参加联合国金融组织和瑞士政府共同发起的ESG倡议，旨在从可持续发展、社会影响和公司治理等方面，更全面地评价一家企业。

在中国，随着2020年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以及监管机构和各证券交易所出台的信息披露新规，ESG概念在国内的热度也不断上升。如腾讯、阿里巴巴等大型上市公司和习惯走在潮流前沿的科技企业，都逐渐开始披露自己的ESG报告。

然而风潮越盛，围绕ESG概念展开的争议越多，这些争议主要围绕其“必要性、评估标准、结果偏离”等问题展开，核心在于目前的ESG是否变形甚至违背了其初衷。本文，《新立场》也将贴合时下ESG在各层面遇到的现实问题和实际导致的结果，结合各方观点对这些争议展开讨论。

1970年9月13日，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标题叫"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文章要表达的观点言简意赅：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它的利润。

弗里德曼认为管理层是股东的代理，因此应该按照股东的利益来管理企业。只要处于规则之内，管理层就应该想办法增加企业的利润来服务股东。至于股东怎么支配利润，是个人享受还是用于慈善，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弗里德曼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视角，来审视管理者在企业中的权力以及其对社会责任的履行。

举例来说，他认为：如果管理者认为稳定合理的通胀水平，可能是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的，那他就可能通过放弃产品的涨价，来为维持通胀做贡献，但这就等价于用股东的钱来补贴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

而如果管理者认为企业应该尽力帮低收入者摆脱贫困，那他就可能雇佣贫穷但工作能力不足的员工，或者避免辞退这种类型的员工。这样做的结果，要么是牺牲股东的利润来弥补这部分工资，要么是其余员工少拿工资为他人搭便车的行为买单。

上述例子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谁受益谁吃亏，管理者都替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了收入的再分配。然而管理者最初仅是因为经营才能得到录用的，他们既没有从股东、员工或者其他任何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这方面的授权，也不一定有推动公共向善这方面的能力。

因此，只有通过一个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民主流程，做出收入再分配这类的决定才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弗里德曼认为应该是政府通过设定政治议程来做这件事，而不是由企业，或者确切地说，由企业的管理者来做。

今天，在弗里德曼这篇文章发表半个世纪之后，它所涉及的问题却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只不过，现实的实际走向跟弗里德曼所倡议的截然相反。当下，企业需要考虑越来越多利润之外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都被裹挟在ESG信条之下。

自诞生至今已有近20年，一方面投资者仍然因为ESG概念的模糊内涵，而面临应用上的困难；另一方面，ESG怀着改良商业的梦想出生，却又有逐步沦陷于商业原始逻辑的趋势。这不禁引发了一个终极之问：ESG到底是让商业更有力量，还是使其沦为一个怪胎？

ESG提出的初衷，是投资者希望能有一个跟财务指标并行的标准，来客观衡量一家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公允价值。注意，上面这句话里的“客观”很重要。只有当存在一个客观的ESG标准时，我们才能对不同企业在ESG这方面做的好不好给出比较和评价。

从形式上，ESG的标准似乎是比较客观的。虽然大型企业会推出自己的ESG报告，但自吹自擂这事肯定是靠不住的，更不可能用来输入投资模型。所以市场上通行的，是参考专业机构给出的ESG评分。

根据毕马威的统计，2020年全球大约有30个主要的ESG数据供应商，比较出名的包括Morningstar、MSCI和Sustainalytics（已被Morningstar收购）等评级机构。

但由于目前并没有一套普遍的框架来决定ESG指数的生成方式，不同机构给出的ESG评分经常会有很大差异。例如特斯拉在MSCI的ESG评级为中等水平，但却被Sustainalytics归类为高风险。

事实上，如果类比企业债务的信用评级，ESG评级机构数量这么多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信用评级方面，得到国际市场广泛认可的，就只有标普、穆迪、惠誉等少数几家。他们给出的信用评级，能够对资本市场产生显著影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且，这三大评级机构对同一家企业的信用评级相关性通常能达到99%，但不同ESG机构之间的评级相关性却只有50%。

对于ESG评价体系混乱的这个问题，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当然是提出一套统一的框架。但考虑到不同群体对于ESG的理解不同，侧重倾向不同，这种理想框架的提出可能会有困难。

比如，欧美大型企业当前对于员工多样化的社会效应就比较看重，在聘用员工的时候通常会考虑到性少数群体或者有色人种的比例。但在其他地方，招聘时可能只看重求职者的工作能力，如果因为性取向或者肤色的原因做出录用或者不录用的决定，反而意味着更大程度的不公平。

由于ESG的内涵范围很庞杂，即便后续提出了一套相对统一的框架，这套框架也必然是粗粒度的，这意味着在进行评价时，“裁判”所具有的主观裁量空间也依然会非常大。

另外，所有企业都会选择性地公开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同时尽量隐藏不利的信息，所有通过公开信息评价一个企业的操作都等同于盲人摸象。区别只在于这个象越大，盲人获取的信息就越局限而已。

可以说，在当下这个面面俱到的ESG概念下，想要从中抽取出相对客观的量化的ESG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妨用个更加清晰明确内涵更窄的指标，来替代模糊的ESG。

比如考虑到气候变化是全球当前最紧迫的共同问题，有机构就提出只着眼于E（环境），确切的说，是使用碳排放指标代替ESG。虽然准确计算一家企业的碳排放量仍然面临困难，比如企业应该如何为供应链上下游关联的碳排放分担责任就可能存在争议，但这个指标仍然比ESG要准确、客观得多。

作为一项新的商业倡议，ESG体现出了人类族群文明理性的一面。相较于过往只谈回报率的商业逻辑，ESG似乎让我们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俗气，起码表明我们有些超越短期物质利益的高贵品质和长远眼光。

然而，品质需要经得住考验，高贵的品质尤其如此。就目前而言，俄乌冲突和高企的通货膨胀属于这种考验之列。

在这之前，由于主要重仓高新科技企业的股票，ESG的投资组合通常会有良好的投资回报。这种投资回报有时甚至会大大超过平均水平。而良好的投资回报，又反过来对机构做出倾向于ESG的投资决策形成了正反馈，投资者相信押注ESG就是押注未来。直到最近，这种循环被打破了。

俄乌冲突的爆发，让能源和国防行业的公司发了一笔横财。但传统的ESG基金通常都会把这些行业的股票排除在投资组合之外，因为化石能源显然跟气候变化的方向不符，而国防军工行业生产的武器弹药则因杀伤性带有原罪，总之这些行业挣得都是"dirty money"。所以直到去年年底，许多ESG基金仍重仓科技股，轻能源股，几乎没有国防类股。

除此以外，高企的通货膨胀还给ESG的投资组合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通货膨胀太高导致了各国央行的普遍加息，而利率的上升对科技股来说尤其不友好。因为它们的特点是高成长性，大部分现金流都发生在未来，高利率就会导致它们的市值估值大幅下调。

相比之下，能源股面对通胀时的表现则要好得多，毕竟当汽油价格上升导致CPI上升时，卖汽油的自然不可能不赚钱。

所以ESG的投资组合，由于自身的投资策略影响，相当于在当前市场环境整体下行的情况承担了额外的压力。

根据Morningstar的数据，该公司旗下的晨星美国可持续发展TR美元指数下跌了8.7%，晨星全球市场可持续发展NR美元指数下跌了8%，晨星欧洲可持续发展NR美元指数下跌了近13%。这都低于其他非ESG指数的表现。而如果跟能源行业普遍超过30%的回报相比，ESG指数的表现更加难堪。

当真金白银的损失出现时，就有大批客户开始怀疑ESG的投资价值了。有些游说团体甚至开始往回找补，认为应该将武器看作是有利于ESG发展的，因为它们可以成为捍卫民主的工具。

不过比想象中更看重投资收益而非ESG本身的，大概并不只有作为出资人的客户，更包含一些赖以牟利的基金经理。

很多机构设立ESG投资工具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标榜自己的ESG属性，来获得年轻客户群体的青睐。年轻群体往往思想更为开放，也更关心像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毕竟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时间还长，比日薄西山的老年人更有机会受到这些冲击。

在此基础上，部分管理ESG投资组合的基金经理，往往会出于ESG基金管理规模较小，以及需要投入额外精力挑选投资组合标的等理由收取更高的管理费用。

比如BlackRock旗下有三支投资于美股市场的ETF，成分股均以苹果微软等科技企业的股票为主，其中：IVV属于非ESG类型，而XVV和ESGU属于ESG类型。然而尽管都是被动性基金，前者的管理费率仅有0.03%，后面两支ETF的费率则分别为0.08%和0.15%。

也就是说，要关心粮食蔬菜和全球变暖，就得多掏钱，由此可见ESG确实引发了一些荒诞的逻辑。

把ESG引入商业投资决策，被西方世界视为对资本主义的又一次革命，即从原来服务股东的"shareholder capitalism"转变为服务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stakeholder capitalism"。然而正如弗里德曼在五十年前提出的疑问，社会各界今天仍然需要讨论这种转变是否正当且必要。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基于ESG的投资策略通常会排除类似烟草、武器和化石能源这类公司的股票。其初衷是希望调整资本的用途，使其能被更多用于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行业，帮助世界更快地完成碳中和这类任务。

但问题是，这些行业本身的回报，并不会因为这部分ESG资本的撤出而降低。反倒是让那些愿意挣这些"dirty money"的资本会有更高的议价能力，这看起来更像是对他们“捏着鼻子出卖灵魂挣钱”的补偿，而不是让他们因为不奉行ESG理念受到了惩罚。

这种补偿，在今年俄乌冲突和能源需求反弹的大背景下，明明白白的凸显了出来。根据第二季度的财报，西方三大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壳牌公司当季利润达到了创纪录的460亿美元，像埃克森美孚或者雪佛龙同期利润均达到了去年的三倍往上。

所以从实践来看，相较于让ESG投资选择撤出这些领域，更好的选择或许反而是把这些领域纳入投资范围。因为在成为这些公司的股东后，可以正当地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施加影响。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都可以主动地帮助企业朝自身希望的方向改进业务模式。关键是这样做还不会引起任何争议，因为你有公司的所有权。

总结就是，实现目标要比拍脑袋做的路径选择更重要。

除此以外，ESG的布道者还应该向rapper学习一个美德，就是keep real。

涉及到ESG的主流讨论，经常会强调由于ESG对标的公司基本面做了更全面合理的评估，因此更有助于做出公允的投资决策。ESG宣称能找到既创造股东价值，又创造社会价值，具有可持续成长能力的投资标的。

然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分析，都表明ESG的投资策略并不优于非ESG策略。

从另一方面讲，世界整体正在向碳中和过渡，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涌现出非常多的投资机会，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的企业和商业模式都会赚的盆满钵满。这期间需要的是政府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然后让市场机制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比如碳指标交易市场和碳排放税就是个例子。

但这个过程并不需要强推所谓ESG的投资理念，因为只要有利可图，资本会自发进场。反之如果需要靠爱发电，那说明制度设计出了问题，没有正确引导资源配置。这种情况下要做的是做制度上的变革，而不是用ESG这样的潮流来考验资本的品格，那样做等价于逆势而动，没有长期可行性。

一个与上述讨论相关但更为深刻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希望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弗里德曼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开篇就驳斥了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说法，因为责任是具有行为能力的主体才有资格讨论的东西。即便我们在实践中把企业当作法人，但归根结底企业还是不具备主动的行为能力。

所以我们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时，实际是在讨论企业的领导者，通过企业这个平台赋予的权力，是否应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应该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企业的领导者，除了其自身的商业管理才能以外，跟其他的普通公民并没有区别。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这些领导者凭借商业上的成就，已经获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对公共生活的话语权。

如果让他们领导企业完成更多商业范畴之外的社会活动，那他们跟普通公民话语权的差距就会更加巨大。所以相较于向企业领导者身上推加更多的责任，也即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更紧迫的事项是限制他们对公共生活的非对称影响。

那这些企业领导者会对这种看法采取什么态度呢？估计他们是乐见其成的。尤其对国内的企业界来说，当下最令人盼望的，大概就是让属于商业的回归商业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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