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大挂号平台京医通“停运”风波：明星工程为何无人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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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关于“京医通“停运的乌龙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京医通是北京最大的预约挂号平台，却因出资方与运营方的纠纷，一度陷入停运风波。

4月13日，一份落款为北京怡合春天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怡合春天”）的《停诊通知》称，因出资方北京银行未履行出资义务，作为运营方的怡合春天独自承担了京医通项目数亿元成本长达7年，已“不堪重负，弹尽粮绝”，无奈之下只能于4月20日9时停运系统。

然而，在距离原计划停止运营的时间仅剩12小时，怡合春天又发布公告称，双方正在协商，在此期间京医通线上系统继续正常运行。

目前，京医通已经接入了北京市29家医院，拥有5500万用户，累计为1.5亿人次提供挂号服务。

可惜的是，这项昔日“银医结合”的明星工程，如今却陷入了无人买单的尴尬境地。背靠银行、依托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京医通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泥潭的？

根据北京市的官方说法， 京医通是一项“惠民”工程。

这项民生工程自2012年成立至今已十年，主要有两大业务：非医保用户和异地就医用户的就诊卡，面向所有用户的挂号系统。

2012年的发起方是原北京市卫生局、原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和北京银行。当时的载体仅仅是一张有预存、结算等功能的就诊卡，主要服务于非医保患者。

京医通后来广为人知的预约挂号业务，是2015年北京怡合春天和腾讯公司入局之后才开展的。

根据当时的一份新闻通稿，北京银行向腾讯提供意向性授信100亿，围绕京医通等项目开展业务合作。

借助微信入口，京医通开始了有了线上挂号、咨询，复诊、缴费等功能。

当时主导北京市各大医院预约挂号业务的是北京联通运营的114挂号平台，不过，比起只有挂号这一单一功能的114而言，晚了4年上线的京医通迅速扩张其版图。

北京市医管局发布的《2018京医通就医数据报告》显示，通过京医通自助机和微信挂号是普通患者挂号的第一选择，占比85.3%。

上述新闻稿里没有提到搭建和运营线上系统的第三方公司北京怡合春天。不过按照当时的约定，京医通的挂号平台产权归属方无疑是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怡合春天是服务提供方，除了建设系统以外，还需日常维护；而北京银行则是出资方。

怡合春天称京医通是一个公益项目。虽然是公益项目，但是维系近30家医院的线上挂号等功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按照他们在4月13日的停诊公告中所说，7年来京医通的成本达数亿元，由怡合春天独自承担，原定的出资方北京银行拒绝履行出资业务。

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告诉八点健闻 ，怡合春天原来的出资方之一是地产公司，合作方是银行，成本较高，“当时高举高打，因为地产商和银行做生意都习惯找贵的人，做贵的系统。”

虽然成本高昂，但北京是全国医疗聚集的中心地，原本有个更美好、更有信心的故事。

一位曾给怡合春天做过咨询的行业专家告诉八点健闻，凭借北京这块医疗资源高地，京医通为源源不断的外地患者打造一张了“北京就医通行证”：患者预存缴费，进京挂号就医。高达几十亿元的沉淀资金入账北京银行，资金池引入活水，京医通成为一款金融产品。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创新的模式：希望通过商业化的手段来解决系统运营的成本问题。

北京银行之所以愿意参与，也是基于此。这也是自2015年开始兴起的“银医合作”模式。

通常而言，三大运营商（移动、电信、联通）是挂号系统首选的合作方，医院作为重要的民生领域，是三大运营商必须要抢占的地盘，一旦赢得卫健委或者医院这种大用户，后续的业务机会也十分可期。

银医合作的商业逻辑也类似，医院是现金流大户，银行通过为医院建立信息化系统，可以获取潜在的对公用户，医院的开户、现金结算也都是银行的业务增长点。

不过问题在于，一来，微信和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发展如此之快，让沉淀资金的金融模式落了空；二来，各大互联网医疗公司的兴起，瓜分了京医通的号源和领地；三来，因为疫情，外地患者也很难来京看病，本地患者主要用医保卡就诊，并不需要一个有现金结算功能的京医通卡。

一位接近北京银行的人士在接受财新采访时透露，京医通最开始只有北京银行参与，资金结算、收款等业务与北京银行独家合作，但随着京医通覆盖的医院范围越来越广，其他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参与进来，变成大家一起“分蛋糕”。

原先设想的商业模式行不通之后，系统维护成本与人力成本又居高不下，导致出资方北京银行的意愿不断下降，最终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运营方停运，要求出资方买单。

一位曾经和北京银行合作过的第三方医疗信息化服务公司的合伙人告诉八点健闻，他们也和北京银行、医院三方合作过，北京银行的的付款周期非常长，而且一换领导就很难执行。

“京医通”的停服公告发布后，让怡合春天同类的医疗信息服务企业，也陷入不小的焦虑。

有从业者向八点健闻表达担忧，“最怕的蝴蝶效应，就是激起政府对第三方公司的不信任。”

通常来说，政府向第三方采购，第三方公司提供挂号平台的开发和运营服务，最终平台的所有者是政府。但实际操作中，即使企业交付时提供了所有的源代码，平台系统对于政府管理人员而言，仍是一个谜一样的黑箱，他们仅在业务层面清楚“如何使用”。

第三方公司的停摆，对于政府信息化工程而言，几乎是毁灭性的。

京运通的“说停就停”，更是把政府本就脆弱的信任感击得粉碎。

其实，政府和第三方服务公司，并非没有发生过冲突，利益争执更是家常便饭，比如服务器费用的纠纷、拖欠运营费用。

但此次“京医通”的停运风波，多位业界从业者表示，这是前所未有的，其影响可能会波及整个行业。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以后给医院和卫健委提供服务的厂商会更难做。”一位资深医疗信息化从业人员说，“各地的卫健委会担心，第三方的服务是不是可以说停就停？”

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也反映出挂号业务的尴尬处境。

挂号平台的运营成本高、不赚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宛如“鸡肋”的挂号业务处境，早已经不是行业里的秘密。

“如果挂号允许加价的话，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公司就能活起来。难就难在，挂号绝对不允许加价，一分钱都不行。”前述从业人员称，这让挂号业务，注定难形成营利模式，形成商业闭环。

一位从业者告诉我们，此前，东南一个经济较好的城市向第三方购买挂号平台业务时，政府财政主动拿出每个号5毛钱的成本，分给各挂号平台的运营商，对运营公司来说，就已足够支撑运营成本。

“但这样的城市，我只见过一个。”该从业者说，多数市政府还是希望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当地银行等力量与第三方公司合作，运营城市的挂号系统。

在多数城市里，运营挂号系统的公司并不会得到来自政府的补助，而合作方的运营费用也多数不够，甚至拖欠。

另一位行业从业者看来，挂号系统的商业模式太过单一，运营成本又高，现金流很容易出问题。

因为缺少可延伸的商业模式，怡合春天这种经营入不敷出的窘境，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行业常态。

拿京医通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为例。据爱企查平台显示，怡合春天的参保人数是102人，但据知情人向八点健闻告知，“除却各类志愿者和测试人员外，京医通也不是100多人能做得下来的项目。”

现实中，像怡合春天这样的互联网医疗创业公司，正在逐步退出挂号业务的“阵地”，取而代之的是实力雄厚的三大运营商巨头。

对于三大运营商而言，比起挂号服务运营所带来的战略价值，这部分成本对于他们而言“烧得起”。相比之下，“普通的医疗信息服务公司，你怎么玩？”

舆论压力之下，4月18日、4月19日，北京市卫健委和怡合春天纷纷陆续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停运京医通，将以理性态度对京医通线上系统的历史投入和未来运营经费进行协商。

北京银行的表态也耐人寻味：北京银行回复八点健闻，这是三方的问题，只有一方不叫纠纷，我们会做好我们该做的，别人怎么做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但可预见的是，属于“京医通”们的复杂与尴尬并不会停歇——一边是民生需求与亮眼的流量，一边是难以闭环的商业模式与难以为继的运营压力。

这依旧会是长久摆在面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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