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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笼罩下的北京西二旗地铁站，像往常一样迎来送往着海量的大厂员工。
黄绿蓝三色的共享单车穿插着停放在路边，行人脖子上挂着款式各异的工牌，神色疲惫地汇入地铁站。这是23岁的陈曼已经习惯了的周边景象，直到进站前台阶便一桶鲜花，让她眼前一亮。
(资料图)
卖花的年轻女孩并不主动叫卖，坐在小板凳上沉默地滑手机，有人在她的小摊位前停留片刻，扫码付款后带走一束包装简单的鲜花。
“她也是附近大厂的员工，下班之后在地铁站摆摊卖花，算是一个副业。”陈曼和同事交流之后得知。
从西二旗地铁站向西2公里，是密集分布的互联网大厂工区。过去十多年，西二旗曾是技术新财富的代名词，燃烧了无数年轻人的青春。
然而，随着互联网红利消失，降本增效、架构调整成为这一年多大厂频繁出现的热词。伴随而来的是，打工人被“毕业”，财富梦渐行渐远，曾经自带光环的互联网打工人开始感到不安和焦虑。
不少互联网人开始思考，996之外，人生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支点？
下班之后，我开始“卷”自己“主业收入+副业收入=月结余30k”，刘沐在小红书上这样介绍自己的收入结构。
入职北京这家大厂前，刘沐是新东方教育的管培生。从2019年参加工作至今，刘沐已经习惯了生活的基调是忙碌。
教培行业的节奏并不比大厂轻松。在新东方时，刘沐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是学科运营，周末还承担了教学任务，带小学英语的班课。
这种一周七天无休的生活节奏，刘沐坚持了两年。
2021年初，刘沐从新东方离职时，教培行业仍然风头正盛，很多同事不理解她的选择。入职互联网不久，“双减”落地。一夕之间，过去职级更高的同事也开始向刘沐打听互联网的内推消息。
大厦就在自己背后轰然倒塌，这让她心有余悸。
到大厂后，刘沐发现，大厂这个飞速运转的庞大机器背后，需要无数像她一样的“螺丝钉”，把琐碎的业务拼出完整的拼图。但对于个体而言，这些光鲜的工作却像一种机械重复的劳作。
“在大厂一辈子可能就当个熟练工。”刘沐开始对单一的收入来源感到不安。
那时，刘沐的朋友正好开始做收纳师的培训，邀请她帮忙录制培训视频。之前的学生家长也找到刘沐，希望她能够继续给孩子辅导英语。
发现自己的教学技能可以变现后，刘沐开始把自己闲暇时间利用起来，认真开拓自己的副业版图：工作日下班之后，她回家备课；周末安排了一对一和小班的英语辅导课程，靠学生家长口口相传的介绍，收入稳定且不菲；剩下的空闲时间，她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求职类的平台，提供求职相关的课程和资讯。
西二旗的深夜总是灯火通明，似乎“卷”是这里的准入法则。但刘沐是西二旗的异类，如无紧急情况，她从来不主动加班。
经济学中有一个“边际效益”概念，指的是当付出到达一个临界点后，付出越多，收益的增幅反而越小。刘沐觉得和同事不断“内卷”，并不会让自己额外付出的精力得到应有的回报，工作完成之后，她宁愿把时间放在拓展副业上。“在同事眼里我可能比较佛，但其实我把时间都留下来‘卷’自己了。”
浙江女孩杨怡在一家互联网中厂工作，她的副业是在电商平台开店。
杨怡的家乡以轻纺工业集聚而闻名，尤其盛产家居用品。近水楼台，她的副业网店就主营家居小物。
杨怡通常下班到家已经晚上10点，简单洗漱之后，她就开始设计店铺页面、上架商品。直到凌晨，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在马路上摩擦出空旷的回音，杨怡才会合上电脑。网店刚开起来时，她每个周末都会坐四小时的高铁回家，和父母一起到批发城去选品进货，周日下午再赶回北京。
“我本身是做电商产品的，知道平台导流和运作的规则，（去开店）属于降维打击，”杨怡的副业小店已经实现稳定盈利，她的生活节奏从“007”又变回了“995”。
“现在就算只靠这个网店，也饿不死了。”杨怡说。
副业也不是全香”公司里偷偷搞副业的同事越来越多了，只是大家都不会交流，”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了四年的麦可告诉《豹变》：“因为合同里规定了不能发展别的业务。”
根据智联招聘《2022春季白领跳槽指数调研报告》数据显示，2022 年，超过八成的白领有意开展副业。豆瓣小组“副业失败的一天”也聚集了近20万组员，频频登上小组热门趋势榜单。副业俨然成为了一种潮流。
去年4月，麦可从一家大厂运营岗成功跳槽到另一家老牌互联网企业的核心部门做产品经理。两份工作的空档期之间，麦可开始在豆瓣副业小组给自己“打广告”，为想进大厂的校招生和实习生提供付费的简历修改咨询。
对于大多数没有人脉的校招生来说，简历是进入大厂的第一块敲门砖。麦可告诉《豹变》，由于大部分学生的简历都达不到大厂的要求，她在接单之后，会花三到四天的时间跟客户深度交流，从他们的个人经历中挖出一些亮点，再基于自己的经验对简历进行润色和修改。
经麦可修改和辅导过的简历，基本都能获得大厂的面试机会，也时常会有客户来报喜，说自己最后如愿拿到了心仪的offer。麦可的客源一般来自豆瓣和闲鱼，偶尔也会有以前的客户推荐朋友过来，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5个人拍下她的咨询链接。
副业日益壮大，麦可却开始萌生退意。在她看来，一份优秀的简历必然建立在对个人的深度了解上，因此前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客户沟通，但很多人并不将这些时间看作麦可劳动的一部分，只想为一份简历付费。
麦可计算过自己提供做一份简历咨询的时薪，比在麦当劳兼职还低。
“ROI（投资回报率）太低了。“她也试图适当提高服务的单价，但行情随之断崖式下跌。“隔着网线，大家都是陌生人，你的定价越高，对方的顾虑反而就会越多。”麦可遇到过很多前来咨询的人，在拍下订单之前甚至要求她用工卡的照片来自证身份。
“与潜在客户的沟通慢慢变成了一种消耗，你会开始质疑自己，搭上那么多精力去挣个仨瓜俩枣的是不是值得。”
大厂的工作本就繁忙，麦可所在的部门更是时刻高压。下班以后打开闲鱼，扑面而来的消息都是砍价和质疑，她对回应感到疲惫，渐渐不再接单。
尝试过摆摊卖饮品的王羽则更直白地把自己的副业尝试形容为“赔本赚吆喝”。
去年冬天，王羽在小红书上刷到有人在路边摆摊卖热红酒，她也和朋友在青年路的住所附近卖了一段时间。王羽周全地准备了加热用的卡司炉和气瓶，搬出家里的折叠桌，在路边支起了小摊，15元一杯。
第一天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有时甚至需要排了一小会儿的队，王羽准备的几瓶红酒很快就卖完了。王羽大受鼓舞，激情下单了一箱红酒和其他原材料，雄心勃勃地打算大干一场。
接下来几天状况频出，北京凛冽的大风数次吹灭小小的卡司炉，气瓶消耗得格外快。附近的人流相对固定，大多数人喝热红酒只是尝个鲜，客流量一天比一天少。王羽和朋友试着把车开到三里屯摆摊，客流稍微回升了一些，但算上油钱和气瓶、红酒等开销，也只是刚好回本。
王羽悻悻地给自己的副业生涯画上了句号：“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公司改PPT吧。”
副业是自我救赎？对应届毕业生陈艺来说，搞副业的过程更像是一种自我“救赎”。
2016年，陈艺刚上大学。互联网还是一片蓝海，各个大厂还在热火朝天的攻城略地，优厚的薪水，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方向。
受这样的氛围感染，陈艺大学期间的实习和职业规划也都一直围绕着互联网打转。
当陈艺毕业时，互联网却没那么香了。
陈艺从亲戚得知她毕业去向时的反应也看出了端倪。以前说起在大厂实习或者工作，大家都会赞不绝口，如今面对大厂的offer，家人却委婉地提起：“要不要试试考公务员？”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互联网大厂当然还说不上大厦将倾，但高速发展后的疲态却显而易见。部门合并、调整、裁撤就发生在自己眼前，一种紧绷又沉默的气氛在工区里流动。
陈艺曾经坚定地相信，只要自身实力过硬，就不用担忧被优化。过去的互联网从不缺乏个人努力和时代红利共同写就的财富神话，但在她步入职场的这一年，这个信念破灭了。
无力感和危机感几乎压得陈艺喘不过气来。
她开始在下班后重拾自己的老本行，翻译一本短篇小说。身边的朋友知道后，称赞她是“铁人”，大多数人在下班后只想躺平休息，陈艺却能继续伏案两三小时做文学翻译。出版翻译的稿酬并不高，陈艺和出版社签订的合同约定90元/千字。
在深圳加班的无数个夜里，陈艺回到自己的小房间，打开书桌上暖黄色的台灯，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被安全感包裹。日报、周报和无数的会议的重复容易让人感到虚无，重拾翻译的过程也是陈艺重建自我价值认同的过程：“我找回了自己的个人价值感。”
刘沐常常被评价为“高能量”的人，能把一天过出48小时的架势。工作和副业几乎将她的闲暇时间占满，她的朋友圈却仍然能出现冲浪、跳舞、烘焙、做手工的内容。但刘沐坦言，自己也曾被不安和焦虑笼罩。
刘沐开始把副业当成是一种逃离重复日常的尝试，这些“第二人格”给她带来额外的收入，也给她带来如释重负的快乐。
大厂人心照不宣的一个事实是，副业始终是一条不能公开谈论的红线。过去几年里，互联网意味着远大的前程、体面的收入，是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在那时，多付出几乎一定会带来高回报。
搞副业不仅不够体面，而且收入不一定有好好加班来得多。
然而，互联网这班疾驰的列车慢下来以后，大厂能给打工人带来的安全感也渐渐变得稀薄。不久前，腾讯的薪酬制度改革，涨薪的标准变得更加严苛。
唇亡齿寒。当身边熟悉的同事纷纷“被离开”，也让很多大厂人开始担心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何时落到自己头上。
面对动荡的环境和越来越高的不确定性，副业便成了他们用来对冲不安定的一把武器。
过去两年，“灵活就业”被官方也更加频繁地提起。当更多的大厂人开始考虑将副业作为缓冲的出口，这条大厂严防死守的红线，是否也可以与时俱进，向上抬高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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